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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眼裏，來自成都的“告狀大王”楊立榮無疑是個“刁民”。僅僅因爲黃宏在籤售圖書活動中遲到了五分鐘，楊立榮就將小品紅星告上了法庭，要求對方賠償各種損失。非常富於戲劇性的是，這件案子在北京西城區法院開庭審理的過程中，楊立榮因爲堵車遲到，該案被法官依照民事訴訟法宣佈爲撤訴，於是，楊立榮又以“公交車運行不正常”爲由，將北京公交總公司告上了法庭。根據本報記者的線索，楊立榮的起訴被豐臺區法院正式受理，也就是說，這官司算是打定了。
楊立榮兩上公堂，在很多“良民”看來，頗有些荒唐的意味。名人在社會活動中遲到，本來就是家常便飯，這種遲到甚至已經成爲一種必要的“派頭”，不僅公衆對此非常“習慣”，就連記者們也已經熟視無睹了，偏偏楊立榮就不能理解。北京的公共交通讓人頭疼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由於路況不佳、司售人員的服務意識需要改進、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各方面的原因，公交車甩站、停車不入位等“運行不正常”的現象每天都有發生，北京市民對此雖然嘖有煩言，但也頂多是發發牢騷，而楊立榮身爲“告狀大王”，在交涉無果之後，斷然把公交公司告上了法庭，其行爲不是“刁蠻”又是什麼呢？
從楊立榮自身的角度看，這兩樁官司都是“無事生非”，因爲打官司的成本很高，而自己的獲益很小，投入產出比嚴重失衡，這樣的結果，楊立榮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坦率地告訴記者，第二樁官司的勝訴機會很小，但希望能對公交系統“有所觸動”，這說明楊立榮不僅有着清醒的理智，而且非常瞭解我們的“國情”，他之所以熱中於打官司，並不是想要通過告狀獲得個人利益，而是不能“習慣”於各種違背公衆利益、違背情理的社會現象。他意識到，以他個人的身份和地位，如果採用通常的辦法，很難對某種“習俗”或“慣例”產生影響，只有藉助於法律的尊嚴，才能收到振聾發聵的作用。
由是看來，楊立榮打官司不僅不能算濫訴，反而應該被看做機智的“公益行爲”，因爲他並沒有無端浪費個人精力和社會資源，相反，他推動我們這些“明白人”去正視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並且像赤子一樣發出疑問：名人就有權利遲到或爽約嗎？公共交通就有理由運行不正常嗎？從這些簡單的問題出發，他催促我們思考個人權利與公衆利益的邊界，思考政府和公共服務設施到底有多大的自由裁量權。也就是說，楊立榮的“刁蠻”不是緣於自私，而是來源於一種自發的公民意識，他的訴訟行爲也是公民意識的外在體現。他將要觸動的並不只是一個公交系統，他也將叫醒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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