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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聞發生兩個月來，有關方面一直保持“嚴打”態勢，把珠海“打”成了一個異常“乾淨”的城市
11月17日，才夜晚10時，一度“皮肉生意”最火爆的珠海市情侶路已經相當冷清，打車經過時幾乎難見人影。
此情此景，令人完全無法想象出租車司機描述的千名“小姐”沿路拉嫖的“壯觀”情形。醜聞發生兩個月來，官方一直保持“嚴打”態勢，把珠海“打”成了一個異常“乾淨”的城市。
審了沒有？
根據“出口轉內銷”的一條新聞報道，珠海中院將在這幾天內開庭審理爲日本“買春團”組織300多名中國婦女賣淫的中國“皮條客”和“媽咪”。
海內外華文媒體旋即再次雲集珠海，新聞大戰一觸即發。
11月17日下午3時，《瞭望東方》記者在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公告欄中沒有看到本案的開庭公告。記者剛到法院傳達室就吃了閉門羹：“記者由市委宣傳部統一接待，我們中院沒有發言權。”負責法院外宣工作的研究室幹部在電話那頭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到了市委宣傳部，新聞出版科的龔科長又要把記者推回法院，記者告訴她自己剛從法院過來，得到的回答是“這個案子現在沒有宣判，任何人都不能接受採訪”。龔科長邊說邊流露出對前段時間媒體炒作醜聞的不滿：“在這件事情上，珠海是當事人，更是受害人，珠海再也經不起傷害了。”
記者一再申明自己並不打聽案情，只想瞭解醜聞後珠海的反思和舉措，這名女科長才向部領導作了彙報。10多分鐘後她回來說：“我們一把手說了，這是上面打了招呼的，沒有下判前一律不準接受採訪，等判下來後，上面會發通稿。”
“你剛纔說還沒有‘判’下來，這是不是說案件已經開過庭了？”記者追問，龔科長馬上否認：“我沒有那個意思。有沒有開過庭我確實不知道，只要是和案子有關的我都不知道。”
下午4時，記者來到市委辦公室，辦公室主任說：“現在哪個領導、哪個單位都不會接受採訪。”
不明就裏的媒體記者仍然在從外地趕到珠海，而更多先期抵達的記者在追蹤無果的情況下，終於失去耐心，紛紛離開了。珠海成功地躲過了一場新聞大戰。但案子到底有沒有開庭，還是開庭了不讓報道，珠海市的諱莫如深令前來採訪的記者們非常失望。
該判多重？
“日本‘買春團’珠海嫖娼確實是珠海的醜聞，但這個醜聞又確實與9.18國恥日無關，事實上那些人在9月17日那天就出境回國了。我們珠海市成立的專案組也叫‘9.16’專案組，而不是‘9.18’專案組。”珠海市委宣傳部的龔科長說。
“‘小姐’和‘皮條客’只認錢，賣給日本人，賣給美國人或者賣給中國人自己，還不是都一樣？哪有那麼複雜的原因啦。”出租車司機小張說。
記者接觸過的珠海官員和市民都對把這起醜聞和政治掛鉤耿耿於懷。
珠海市人民檢查院的起訴書更以法律文件的權威，旁證了這種說法的牽強附會。起訴書稱，“早在今年3月，日本人廣邊功與珠海市國際會議中心大酒店營銷部聯繫，欲爲日本幸輝株式會社在珠海安排表彰活動，後因發生非典性肺炎疫情而推遲。”非典疫情散去之後，今年8月，廣邊功緻電珠海的劉雪晶，重啓他們的珠海之行計劃，將時間定在9月中旬。這個清一色的爲男子旅行團一行285人是9月16日下午入鏡的，他們從300多名三陪小姐中挑選了185人嫖宿一夜後，次日即出境回國。
醜聞曝光後，如同西安大學事件一樣，中國民間掀起了很高的反日浪潮。強烈的震盪，社會至今還在細細消化。
“民族間的緊張情緒所攜帶的歷史記憶、戰爭創傷以及政治怨恨是否有理由抽搐似地投射於某些偶發事件上？這是一個民族健全的社會政治理性是否足夠成熟的標誌。”任劍濤教授說，“從社會心理上看，珠海事件暴露出我們在急速邁進大國之路上的同時，我們民族的大國心理、大國形象、大國使命所必須的健全理智之匱乏，社會心理之脆弱！”不過，也有不少人不同意任教授的看法，認爲這就是一次日本人的辱華事件。
日本“買春團”走了，收取了30萬元嫖資的14個“皮條客”和“媽咪”，將付出怎樣的代價呢？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博士胡學相教副教授認爲，“必須用法制的眼光來看待案件，把案子嚴格地控制在法律框架內進行處理。”
組織賣淫罪在我國被定性爲重大犯罪，最高刑罰可至死刑，在被起訴的14名被告人中，幾名主犯可能被法庭重處。但胡博士認爲，判決過程中不應加入過多的民族情感和政治外交因素，那有悖於依法治國的原則。
他不主張將主犯判處死刑，“被告人只是破壞了社會治安秩序和秩序，沒有造成致人傷殘、死亡等更加嚴重的犯罪後果。”不過，也有人認爲，因爲他們“傷害了民族自尊”，因此應該從重判處。
還會有下一個“買春團”嗎？
“買春案”的發生看似偶然，實際上是中國很多地區多年來繁榮“娼”盛的必然爆發。
11月20日，在深圳市委市府大院門外側百米處的公交車興華賓館站，記者發現站牌上有9張招聘“男女公關人員”的廣告。其中一張這樣寫道：“本星級酒店爲了滿足港澳臺旅遊客人的特殊需要，擴大經營範圍，現特向社會高薪招聘以下人員：男女公關各20名，伴遊、特殊服務生各30名。薪資待遇5000元＋高額提成。以上人員要求年齡在18歲至25歲，無須經驗，只要您擁有良好的超前意識，身體健康，一經聘用，只要你願意合作，我們保證你月收入萬元以上。”廣告還保證，“我們對你的工作性質絕對保密。”這張廣告要招人幹什麼，應該是路人皆知的。
就在珠海買春事件後不久，在上海，警方又抓獲一名協助日本人買春的皮條客，他是一名日語翻譯。
根據英國國際發展署資助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項目的一項前期調查，中國色情從業人員大多來自農村，她們的平均年齡只有22歲，最小的才14歲；她們大多初中畢業或沒畢業，多數人過早地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她們中58.1%要供養家人，人均供養2.3人。16歲以下的負擔較重。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曾有一位人士不無感慨地說，色情從業者像“肉體的粘合劑”，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鄉之間、富裕者與貧困者之間的財富分配。
她們多數人的內心仍藏着恐懼和憂傷。“我們完了”，許多人在接受調查後，流露出這樣的態度：一定不能讓我的男友或家人知道，否則我就全完了。
社會學家袁嶽認爲，“色情產業”的關鍵不在於這個產業的從業者，而在於其背後庇護者，即各種權威人物。這是政府需要着力解決的問題。
“日本‘買春團’珠海得逞還暴露了在賣淫嫖娼問題上公共管理的錯位和缺位。”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任劍濤教授認爲。
任劍濤建議：政府應該建立公共管理的新機制。一方面建立在公共知情權基礎之上的信息公開制度，使之構成公共管理的基礎條件。另一方面，應當將政府、市場與社會有利於公共管理的積極因素納入公共管理的統籌範圍，將治理諸如珠海賣淫嫖娼這類事件的社會資源有效地利用起來，使公共管理體制對公共管理問題具有標本兼治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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