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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一般人只知道毛主席只是在新中國建國後出訪過蘇聯，而且僅僅是蘇聯一個國家。我們一直不知道，早在1947年初毛主席就一再要求訪問蘇聯和東歐、東南歐一系列國家， 但是都被斯大林一次次婉言推託。
如各種史料所表明的那樣，除了1950～1953年短短3年以外，我們有理由說，毛澤東並不是斯大林志同道合、肝膽相照的同志。
“這個毛澤東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斯大林早在1927年就完整地闡述了他的“保衛蘇聯中心”論。他認爲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國家。誰想撇開蘇聯、反對蘇聯而捍衛世界革命運動，誰就是反對革命，誰就必然要滾到革命敵人的陣營裏去。
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一直存在着理論路線之爭，表現形式是中共與共產國際、聯共(布)不同的革命鬥爭方針、道路的激烈矛盾和鬥爭。確切地說，性格堅強、剛愎自用的斯大林從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裏，不相信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更不喜歡毛澤東所堅持的“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據記載，斯大林長期懷疑毛澤東的立場，懷疑毛“連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1949年12月，毛澤東初到蘇聯時，斯大林同毛澤東首次見面之後，反覆地問身邊的人，“這個毛澤東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當時在場的人沒有誰敢於回答他的疑問。根據莫洛托夫回憶錄，斯大林指派他去毛澤東下榻處試探一下，說：“你去一趟，看看他是個什麼樣的人。”莫洛托夫照辦了，他同毛澤東談完之後逢迎斯綁林，彙報說，毛澤東值得一見，是個聰明人，農民領袖，中國的普加喬夫(俄農民起義領袖)。
從前一般人只知道毛主席只是在新中國建國後出訪過蘇聯，而且僅僅是蘇聯一個國家。我們一直不知道，早在1947年初毛主席就一再要求訪問蘇聯和東歐、東南歐一系列國家，但是都被斯大林一次次婉言推託。
雖然列多夫斯基是地地道道的反毛澤東的分子，但我還是感謝他從俄羅斯總統檔案館裏整理出比較系統的資料，使我們得以窺見歷史的真實面貌。
毛澤東傳達訪問莫斯科的意願，用的是絕密電訊通道。在中國只有毛澤東一人有權使用、處理。在蘇聯，除了斯大林之外，可能也只有他極狹小的圈子裏的人能夠略知一二。其他人，包括蘇聯外交部、蘇聯駐華使館概莫能知(包括首次披露有關資料的列多夫斯基，1942～1952年他一直在蘇駐華使館任職)。
據師哲(毛澤東的俄文翻譯)老人所述，中國共產黨從1927年起就同共產國際建立了電訊聯繫，但不久遭到國民黨破壞，聯絡人被捕。1936年中央到達陝北後又同共產國際恢復了電訊聯繫，可是條件較差，通訊困難。1940年任弼時在莫斯科時，共產國際機要處交給他兩套機要密碼，由周恩來隨身帶回，經多次試驗至同年末，與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電訊聯繫。中共中央爲此成立了專門機構，稱“農村工作部”(簡稱“農委”)，由任弼時領導，師哲擔任主要譯員，但是，特別重要的來往信件，只有任弼時一人親自翻譯、親自送交毛澤東。毛澤東定期地，有時每週一次甚至兩次向“遠方”(斯大林本人)詳細介紹我方黨、軍、解放區情況。“遠方”來電譯出後，也只交毛主席一人決斷、處理。通訊情況極端保密，一般不傳達，有些重大問題，由毛主席在書記處或政治局會議上口頭介紹一下。
儘管毛澤東對於斯大林多次錯誤干預中共黨的政治和組織路線、造成巨大損失而滿腹意見，但是他身爲中共領袖，一直以大局爲重，總認爲蘇方只是不瞭解中國的複雜情況，才導致決策失誤，只要面見詳談，分歧是會克服的，否則他就不會主動提出訪蘇要求了。此外，當時毛澤東對二戰前後斯大林時期蘇聯社會發生的緊張事態知之甚少，也極想實地考察一番。
斯大林誤判中國戰局而推託毛澤東訪蘇
毛澤東首次提出訪問蘇聯是1947年初，正值我國解放戰爭的第二年，是實現總體戰略部署關鍵的一年。解放戰爭中兩國、兩黨的合作關係決定着新中國成立後的外交走向。雙方互助互利的合作關係已經是確定無疑的了，對此，雙方不僅負有義務，而且負有責任。
戰略家毛澤東不僅要考慮戰爭進程，即戰略戰術問題，而且肯定看得更遠，看到解放戰爭後新中國建國、治國方針的大事。毛澤東的意願傳達過去之後，直到6月15日纔得到答覆：斯大林同意毛前來，但有一個條件：訪問絕對保密，不可走漏絲毫風聲。
斯大林在給以醫生身份駐在延安的蘇方電訊聯絡員、蘇軍醫少將奧爾洛夫(化名“傑列賓”，中國同志當時又稱他“阿洛夫”)的信中寫道：“轉告毛澤東，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認爲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風聲。如果毛澤東也認爲應該這樣做，那麼，我們覺得以通過哈爾濱爲佳。屆時若需要，我們可以派一架飛機迎接。望轉告同毛澤東談話的結果和他的願望。”然而，過了兩個星期，即7月1日，斯大林又向奧爾洛夫拍發了一份內容迥異的電報：“鑑於毛澤東若離開，會對戰事產生不良影響，我們認爲以暫時推遲毛澤東的出行爲宜。”這顯然是託辭，有些弄巧成拙：毛澤東離不離得開，他本人最清楚。
列多夫斯基解釋說，斯大林之所以不允許毛澤東訪蘇，真實原因是蘇、美、英、法因爲德國問題和蘇聯援助中共，而使國際局勢變得急劇緊張複雜。其實，還有一個不便說明的更深一層原因，那就是斯大林錯誤地理解了中國的戰局。
當時是中共故意放棄延安，佈下“口袋”準備更有力打擊蔣軍，毛澤東對此胸有成竹，但斯大林卻內心緊張，以“會對戰事發生不良影響”爲由，婉言拒絕毛澤東的訪問，因爲他對中共能否勝出毫無信心，深怕毛澤東的訪問使蘇聯在西方列強面前“惹火燒身”(當時正是蘇聯與西方冷戰全面展開的時刻)。
後來雙方商定，毛澤東的動身時間爲1948年7月中旬。當時，毛澤東已經看到解放戰爭勝利在望，急需同蘇聯調整關係，在於1948年4月16日發去的電報中稱：“我決定提早動身赴蘇聯。擬於(下)月初從河北省石家莊北100公里處阜平縣出發，在軍隊的掩護下過平張鐵路……可能於6月初或中旬到達哈爾濱。然後從哈爾濱到貴國……我將就政治、軍事、經濟和其他重要問題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商談、請教……此外，如果可能，我還想往東歐和東南歐國家一行，考察人民陣線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電報還通知，他打算率領任弼時、陳雲、兩個祕書和幾個譯電員、無線電報務員同行。“如果您同意此計劃，那我們就照此辦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條出路——我只身前往。”
4月29日斯大林覆電說：“4月26日(俄文原文如此)函收悉。偕行者和人員請視必要自定。兩個俄國醫生(按，即蘇方兩名聯絡員)應與您同行。我們同意把一部電臺留在哈爾濱。其他事待面議。”
毛澤東突然意識到斯大林不讓他訪問東南歐
1948年上半年蘇聯開始封鎖德國柏林通道，以“莫洛托夫計劃”對抗馬歇爾計劃，蘇聯製造捷克二月政變，蘇南關係開始緊張，蘇聯對東歐各國主張走符合本國國情社會主義道路領導人醞釀新一輪鎮壓，國內糧食饑荒危機嚴重——斯大林豈能允許毛澤東在此關鍵時刻訪蘇，更不要說赴東歐、東南歐考察了。
斯大林同意毛出訪只不過是表面說說而已。果然，僅僅過了10天，即5月10日斯大林又給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稱：“鑑於您所在地區的事態發展，尤其是傅作義已經開始進攻蔚縣，我們擔心，您的出行會影響事態的進程，況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鑑於此，不知您是否應推遲來蘇。您若決定不推遲動身，請通知我們並請告知何時向何處派飛機接迎。盼復。”
毛澤東立刻領悟到斯大林不歡迎他此刻訪蘇，特別是不歡迎訪問東歐、東南歐。毛澤東當天就回電，而且措辭極爲得當：“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謝。鑑於目前形勢，我的出訪貴國以稍作推遲爲宜……我需要略加休息，爾後方可乘坐飛機。機場和空港容查清後奉告。”
7月4日，毛澤東再次電告斯大林：“與前兩個月相比，我的健康狀況大爲好轉。我擬近期動身前往貴國。有3條路可去：陸海空。但不管怎麼樣，我們務必經過哈爾濱，因我要同東北的一些負責同志商談。望派飛機於本月25日前後到蔚縣……如果您決定我們走海路，望在本月底派船赴指定的港口……如果我們不能乘飛機，也不能乘船，那我們無論如何本月15日前後也要動身北上。”
毛澤東說將有20人與他同行，如果乘飛機前往，請派兩架飛機。7月14日斯大林通過奧爾洛夫轉告毛澤東：“鑑於徵糧工作已經開始，從8月份起領導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請毛澤東同志把來莫斯科的時間安排到11月底，俾能同所有同志見面。”
奧爾洛夫爲了轉達斯大林上述電報，同毛澤東談過一次話。後來他在向斯大林報告此次談話內容和印象時說，毛澤東對蘇共中央領導人藉口忙於徵糧頗不以爲然：“難道蘇聯把徵糧看得這麼重要，乃至黨中央的領導人都要出去參加嗎？”
奧爾洛夫向斯大林報告說：“就我6年多來對毛澤東的瞭解，在他聽人翻譯時做出的微笑和說出的‘好、好、好’，絕不意味着他滿意於這個電報。這看得很清楚。我個人認爲，毛澤東覺得，最壞的情況也不過是他要求派飛機或輪船的事遭到拒絕。但這對他來說也是無所謂的，因爲是莫斯科提出要派飛機的。毛澤東相信，他立即就應動身。顯然，此行對他本人來說是需要的。他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澤東已經在裝箱子了，甚至還買了皮鞋(像這裏所有的人一樣，他平時穿的是布鞋)，縫製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僅僅在於出行本身，連行期都決定了。剩下的只是怎麼樣走。他現在看似平靜、禮貌和注意地聽着，純粹中國式的客氣。可他的真實心理難以揣摸。任弼時的表現讓人覺得，他似乎沒有想到會延期動身。”
斯大林並不急於在莫斯科見到毛澤東，這是事實。但是毛澤東不理解爲什麼蘇共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秋收季節都要分散到各地區，也是很自然但又存有誤解的事。從30年代初蘇聯農業實行集體化以來，幾乎每年的“徵糧”都是一場“國內戰爭”，國家對集體農莊的管制異常嚴厲，農民處於被“迫種、迫收、迫交”的監控之下，二戰後蘇聯糧荒更爲嚴重，每年還不到收割時刻，各地方當局就事先派人長期駐在農莊，直到把農民的所有“餘糧”拿到手爲止。而每個大的行政區都要有中央要員坐鎮。這是事實，是國策。蘇聯糧食問題的嚴重性，當時毛澤東怎麼會想像得到呢。
“務必就一些重要問題當面向‘大老闆’彙報”
毛澤東急於到莫斯科去，到底要談什麼問題？據1948年8月28日奧爾洛夫致莫斯科電報說，他同毛澤東又談過一次話，內容是毛澤東想同斯大林討論一些問題。奧爾洛夫電報內容是：“毛澤東說，如果在1947年他並不急於去莫斯科，那麼現在，1948年，形勢變化了，他想盡快到莫斯科去。有許多事要在那裏討論，一些問題要請教，另一些則是儘可能爭取援助的事。
毛澤東打算在莫斯科討論的問題要點是：1，關於同小黨派(作者按，‘小黨派’，這不像是毛澤東的原話)、民族團體(和民主人士)的關係，關於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問題；2，關於聯合東方的革命力量，關於同東方(和其他)各共產黨的關係問題；3，關於反對美國和反對蔣介石鬥爭的戰略計劃；4，關於恢復和建立中國工業，包括(特別是)軍事、採礦、交通(公路和鐵路)運輸問題，向莫斯科說明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需要；5，關於價值3億美元的白銀貸款的問題；6，關於同英國、法國建立外交關係問題；7，一系列其他問題。毛澤東總結談話內容時強調說，‘應該達成協議，讓我們的政治方針與蘇聯完全一致’。”奧爾洛夫是否完整準確地轉達了毛澤東的原意，我們暫且還不能下結論，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毛澤東對中蘇關係的態度是誠懇熱情的。
1948年9月28日毛澤東再電莫斯科：“務必就一系列問題當面向蘇聯共產黨(布)和大老闆親自彙報。我打算據上一封電報所示的時間到莫斯科去。現在暫時先把上述內容做一籠統彙報，請您向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大老闆轉達。真心希望給予我們指示。”
由於毛澤東想去莫斯科的願望屢屢受挫，這封電報已經帶有“調侃”意味和中國式的幽默了。顯然，由於沒能較快地泵到迴音，11月28日毛澤東發出的電報說他有“小恙”，且忙於前線戰事，要求將赴莫斯科的行期改爲12月末。
可是，直到1949年1月14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才討論這一問題。會議做出的決定是：繼續推遲毛澤東赴莫斯科的行期並且指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到中國同毛澤東和政治局其他委員進行談判。就這樣，毛澤東在建國前赴蘇、東歐、東南歐訪問的計劃，由於斯大林的敷衍搪塞未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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