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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1930年中期撰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中以尊重實踐的觀點提出：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所以正確，“決不是因爲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爲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他旗幟鮮明地認爲：“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他從倡導全黨進行調查研究着手，提出完成偉大的革命任務、實現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情況”，“迅速改變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線”，換取“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把問題提到思想路線的高度，也就是從思想認識上和理論上爲全黨更好地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際的結合，樹立了一個普遍的、必須永遠堅持的根本原則。
在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爲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他一方面重申“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另一方面又提出“只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實際問題、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纔算實際的理論家”，而“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纔算好教員”等等。這就從問題的兩個方面說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爲全黨從理論上概括了一條最根本的經驗，普遍適用的“公式”和必須遵守的原則。
從1930年毛澤東提出更換思想路線的任務開始，到1938年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則，8年來的艱辛奮鬥，爲實現更換思想路線的任務，進行思想路線的教育，從經驗的梳理與理論的武裝上作了大量準備工作，成爲毛澤東思想中最具有中國特色、最富於獨創性的一項理論貢獻。
1941年毛澤東爲準備這場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爲中心的教育運動，做出了兩大舉措。一是把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進行的農村調查彙集成冊出版，並加寫了序和跋，強調“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瞭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他認爲調查工作之所以必要，就在於離開它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就不能在複雜的環境中制定政策。二是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這是一篇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有切膚之痛，充滿革命激情的戰鬥檄文。報告通篇以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或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事業爲指引，總結經驗，揭露思想路線的分歧，提出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報告對全黨確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觀，更自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則有極其深遠的意義。報告成爲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不是偶然的。
當然，思想問題的解決需要經歷一個反覆學習、反覆認識的過程，絕非短時間或一二次集中批評就能奏效的。更何況這些思想問題涉及黨內的路線分歧，關鍵人物又都是身居領導崗位的高級幹部，支持者還有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而又遠離中國革命實踐的共產國際的某些領導人。其難度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雖然措詞尖銳，批評嚴厲，但報告在高級幹部中並未引起強烈反響，宣傳陣地也未予報道，報告的影響遠未達到應有的要求。正如毛澤東在兩年後估計的那樣：“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後編了黨書(《六大以來》—引者)，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故可能開九月會議。”這說明，從思想上分清路線是非，僅有5月的報告還不夠，還要有學習黨史、總結經驗這一條，還要讓歷史文獻來證明，還要把這些作爲九月會議的內容來討論。正如毛澤東在九月會議上指出的：“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爲這些主觀主義者自稱爲‘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是假的馬克思主義。”這也說明主觀主義在思想上的流毒較之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錯誤更頑強，更難以克服，需要花更大的氣力。而糾正它們的辦法，毛澤東強調是“提高理論，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是“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全面貫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既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又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九月會議在打通高級幹部的思想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像王明那樣堅持錯誤，揚言要爭論到底，要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的頑固態度受到孤立，成爲“衆叛親離”的典型。這次會議爲1941年冬全國各地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和1942年初全黨普遍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準備了條件，起到了動員和示範的作用。
由於整風學習始終是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進行的，學習內容和指導方針明確，時間充裕，進展有序，逐步推開，由延安而推向各根據地，由高級幹部而推向全黨，對於好的經驗和成功範例能及時推廣，把學習引向深入，對於一度產生的偏差和迷誤能及時糾正，避免錯誤繼續擴散。特別是這次整風學習從醞釀準備到正式展開，歷時6年多，不僅在我黨歷史上是一次普遍解放思想、集中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創舉，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是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成功地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史無前例的創舉。如果把這一創舉同當時毛澤東的有關論述與中共中央的幾個重要決定聯繫起來考察，其意義之重大和深遠就更爲突出了。1941年毛澤東爲重印《農村調查》一書寫了序言，隨後他又爲中央起草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上述文件倡導的一是向羣衆學習，甘當小學生的精神，羣衆是真正的英雄；二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而反對的是在學習中不管實際只記條文的風氣，是將學習馬列主義原理原則與瞭解中國社會情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互相脫節的惡劣現象。同時，毛澤東又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從哲學高度提出“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毛澤東的這一精闢論斷，既是對他自己和領導集體關於對待馬克思主義態度的深化與概括，也是爲全黨投入整風學習提供的銳利武器。1943年5月，中共中央又不失時機地做出了《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共產國際的解散有利於正確解決黨內高層領導思想路線的問題，有利於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也有利於中國共產黨能夠獨立自主地按照實際情況去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有利於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促進馬克思主義沿着正確的思想路線不斷創新和發展，也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進行整風學習的必要性和王明以共產國際爲靠山堅持錯誤的徹底破產。
綜觀整風前爲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而進行的思想教育和開展整風的全部過程，是以實現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爲核心的教育運動，也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毛澤東多年來爲更換黨的思想路線而作出的有深遠意義的重大成果，對取得全黨認識上的一致和團結，是一次持久的創造性的、極其細緻的學習活動，其發展的結果必然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高度共識，也必然是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自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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