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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介紹來津掙錢
分片乞討各佔地盤
目前，在城市乞討族這個羣體中，像蛋蛋媽一樣，“一名婦女帶着個孩子”這種乞討方式佔了絕大多數。其原因不言自明，婦女和孩子一直都被視爲“弱勢羣體”，她們也就是抓住了人們的這種心理，以孩子博得大家的同情，達到要錢的目的。詢問了幾十名這樣的乞討者，記者瞭解到，這部分人，多是來自江蘇、甘肅以及安徽三個省。
在一次採訪中，記者曾和一名來自江蘇農村的姜姓婦女攀談起來。和其他被採訪的乞討族相比，小姜的警惕性要低很多。小姜告訴記者，在老家的時候，他們就聽說同村很多人都到外邊以討錢爲生，而且收入相當可觀，一年多以前，在幾個老鄉的介紹下，她就和丈夫帶着孩子來到天津，而隨後的“工作”也特別簡單，“我帶着孩子出去乞討，他出去撿些破爛賣，每個月加起來的收入不比你們城市人少。”
在小姜租住的平房裏，記者看到，她家雖然看上去比較寒酸，但電視、洗衣機之類的家用電器可謂是一應俱全。按小姜的說法，光是從他們村來天津以乞討爲生的就不下20人。由於大多數都是像他們一樣通過老鄉介紹過來的，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住在一起，“怎麼說，大家互相也有個照應呀。”
在小姜租住的這間平房附近，記者看到，和她同樣以乞討爲生的老鄉們都過着相當安逸的生活，她們每天八九點鐘帶着孩子結伴出門，乘公交車來到自己固定的乞討地點，晚上五六點回家做飯，吃飯，睡覺，偶爾幾家人聚在一起，從外邊買點飯菜，改善一下生活。
調查中，記者也摸清了這部分乞討者乞討時的地點。像小姜她們來自江蘇的老鄉大多集中在南京路、南樓五岔路口，還有一部分人在大悲院附近。如果沒什麼意外，她們一般不會更換自己的“工作”地點。正像和小姜一起的一名婦女所說，所有的乞討者基本上都會達成一種默契，那就是不到別人的地盤上做生意，那樣不僅會砸了別人的買賣，還可能給自己惹禍。
這名婦女所說的“默契”，記者在採訪中有所感覺，例如蛋蛋媽她們，一直是在鞍山西道和衛津路一帶乞討，絕不會到別處去。就這個奇怪的事，記者曾詢問過蛋蛋媽爲什麼不去別處，當時，蛋蛋媽也只是草草地說了一句“海光寺那邊也不錯，不過那邊的都是安徽人”。
小姜他們這些江蘇人住在楊臺一帶，來自安徽的幾十名乞討者大都租住在西姜井一帶的平房裏。像蛋蛋媽她們那樣睡在橋下的屬於極少數，按蛋蛋媽所說，她們的老鄉都住在劉家房子。
小姜說，這些乞討者之所以選擇這樣的租住地點，主要考慮到兩方面因素，一是和老鄉住在一起，互相能有個照應。再有，城郊結合部房子的租金都比較低，一般每個月幾十元左右，最貴也超不過100塊錢。
除了各主要路口這些“帶孩子的乞討者”外，拖着傷殘身體的老人，掛着“因貧失學”牌子的孩子則是“城市乞討族”另一組成部分，約佔“城市乞討族”的百分之四十。通過走訪，記者對這部分乞討者的情況也有了一些瞭解。
在這部分人中，傷殘者以六七十歲的老人居多。“工作”地點，他們大都選擇濱江道、小白樓商業街以及大悲院一帶比較繁華、人流量比較大的地段。這些肢體傷殘的乞討者大部分來自河北等地，與兒女到天津後，兒女多以收廢品爲生，由於身體所限，這些老人就幹起了乞討的“工作”。和其他乞討者一樣，這些老人也多住在城郊結合部外地人比較集中的地方。
和傷殘乞討者相似，大多數以“因貧失學”爲幌乞討的孩子一般也都集中在上述三處繁華地段，以及一些大型超市門口。他們選擇這些地點，除了看中這裏人流量大外，還有一點就是抓住了大多數人“身上都有零錢”這一特點。“因貧失學”乞討者基本上來自安徽和山東兩地，在津居住地集中在楊臺和西姜井兩處。
另外，一些散落在天津站附近的乞討者則就近安家，這部分人來自四面八方，乞討的方式也比較簡單，手裏捧着個小盆，蝸居在站前和車站後廣場。不過，他們的收入相比較會稍高一些，而且居住的地點也比其他乞討者顯得有檔次。記者調查中不止一次看見，這些人到晚上的時候，就鑽進了附近的小旅店裏。
公交上班吃喝不愁
生財有道家中蓋樓
經過調查記者發現，這些人背井離鄉出來乞討，他們已經選擇了自己的生活空間，已經把“乞討”當成了一種生存方式，已經把“乞丐”當成了自己的職業。
現在，乞討者已經成了一個複雜的羣體，“窮困”一詞已經完全不能解釋這個羣體形成的原因了。像蛋蛋能吃上面包，喝上可樂一樣，記者在一些乞討者的家裏看到，他們吃着和我們同樣的飯菜，過着同樣的生活。況且，他們乘坐公交車上下班的情景就在我們每個人眼前。只不過，他們不願意被人冠以“乞丐”的稱號，他們覺得這個“頭銜”實在不雅，實在有些“不勞而獲”的意思，所以他們更願意把自己稱爲“打工的”。在他們的潛意識中，自己與那些在天津打工的外地人一樣，大家都是來這裏掙錢的，來這兒生財的。
爲了解乞討者真實的家庭經濟狀況，北京警方曾深入到一些乞討者老家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很多農民已經把外出乞討當成了一種致富的手段，在個別地方甚至流傳着“外出乞討轉三年，給個縣長都不幹”的順口溜。他們的普遍想法是，種莊稼太麻煩，不如到大城市討錢，一伸手，就有人給，比在家種地輕鬆多了。利用農閒外出乞討補貼家用的農民不在少數。
某媒體記者國慶前夕也到阜陽市以“討飯村”聞名的宮小村進行採訪。採訪中發現，這個村裏不少家是高高的大門，林立的小樓。還是一位村民道出了實情，原來，能蓋樓的村民多半是到外面打工掙的錢，而所謂的打工，其實就是出去行乞，幾年下來，原先的茅草屋就變成了現在的“小洋樓”了。
不知乞討成了某些人的職業，成了某些人發家致富的手段是好是壞，不過，在採訪中一名乞丐所說的話似乎能代表多數乞討者的想法———“自己認識的字不多，如果回家幹活的話，肯定比乞討更受累。”
救助站閒置無人去
善心施捨是“縱容”
某網站曾就“對城市乞丐的最深印象”做過一次調查，其中備選答案有“全是騙人的”、“熟視無睹，毫無感覺”、“有些噁心，有些可憐”、“先是可憐丟錢，久之感覺受騙了不予理睬”、“利用人們的同情心有組織地行騙，更令人反感”5種，在接受調查的7756人中，只有294人選了“熟視無睹，毫無感覺”一項，只佔參選人數的3.8%，而獲得選票最多的則是“利用人們的同情心有組織地行騙，更令人反感”一項，佔了總人數的38.2%。從這項調查不難看出，人們對於乞討族並不是毫無憐憫之心。
那麼，該怎麼對待這個特殊的羣體呢？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
先說收容救助部門，儘管它的大門一直向需要幫助的人敞開着，但這些乞討族卻很少有人願意走進去。哈爾濱市救助站成立一個月以後就遇到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難題：一方面救助站牀鋪閒置，一方面街頭乞丐拒絕救助。大多數乞丐寧可街頭乞討，也不願搬進救助站。經瞭解才知道，乞丐成爲了一種職業，他們乞討的目的也不再是求助了。
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在對一位來自安徽省的乞討老婦救助時發現，她在市郊租了一間民房，白天出去乞討，晚上回家。兒子、兒媳則以收廢品爲生。老婦說，她每天能討到二三十元，加上收廢品的收入，現在已經有能力回老家蓋房了。一時間，救助站陷入了“多次將印有聯繫電話、單位地址的‘救助指南卡’送到乞丐的手裏，但很少有求助者登門”的尷尬局面。
對於這些整天流浪在城市各個角落的乞討族，民警似乎也是有勁兒使不出。“他們沒犯罪，你又不能把他們拉到派出所，就算他們犯錯誤了，把他關上幾天，等他出來以後，還和以前一樣，該要錢要錢，該行乞行乞。”一名民警告訴記者，有時他看見有些乞丐追着人滿馬路跑，真是氣不打一處來，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常說結果不同往往是因爲遭遇不同，對待乞丐，其實惟一的辦法也只有人們既不去同情，也不必心存偏見與歧視，“扔”給他一個平常心。所以，儘量別對身邊的乞丐抱太多關心，他們同我們一樣也是在爲生活奔波。
“正是人們這種施捨的行爲，才使乞丐越來越多，從某種意義上講，施捨就是縱容。”記者採訪時，一名社會學家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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