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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湘東湘中的農村走過，我好象翻開了一頁湖南蘇維埃農民運動的歷史，走進了一個革命的故鄉。
在那些曾經進行過狂風驟雨般的農村大革命的地區，直到如今從任何一件細小的事物上你都可以發現不少寶貴的革命遺蹟，感覺到農民們充沛的革命熱情。在醴陵，我曾經看到過被老人們珍藏的紅軍的歌詞，在瀏陽我也曾看到過牆壁上已經被風雨剝蝕了的“猛烈擴大蘇維埃”的大字標語。只要和農民們談起話來，四十歲以上的人們都會驕傲地告訴你許許多多當時革命的故事，農民們不僅熟悉毛主席，彭副總司令，而且也清楚地記得當時紅軍某一團某一營的具體番號。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他們甚至可以不吃中飯帶着你去參觀那些曾經是游擊隊活動過的山林，並且指給你看，在什麼地方他們曾分過地主的糧食，什麼地方曾召開過全鄉蘇維埃的大會。
常常有這樣的情形，當我問起當時蘇維埃的情況時，全家人都一齊爭着回答，婦女們講她們的婦女會，男人們就講貧農團、赤衛軍。從他們那種眉飛色舞的神情看來，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能再比革命那樣使他們高興了。事實上，二十年來，不管反革命如何殘酷的殺戮和鎮壓，這裏的農民是始終沒有忘記蘇維埃和紅軍的。每個人的心裏都默默的相信：“革命總會回來的”。
有一次我曾經訪問了平江的一個赤衛隊員，他是一個貧農，一九三四年曾經被國民黨灌過辣椒水，吊在樑頭上。當蔣白匪幫在湖南瘋狂地進行高壓和掠奪的時候，他曾經幾次把赤衛軍的梭鏢，從地下挖出來，偷偷地磨得雪亮，藏在牀頭等待着老紅軍的歸來。在長沙我也曾聽到這樣一件動人的故事：九福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農協會員，前年染病在牀，他怕自己快要死了，便囑咐家裏人說：“我死了，你們把我埋在大路旁邊，我睡在地下，也要看看紅軍的隊伍回來。”同樣地，在瀏陽，我曾和一個老農婦談話，她是過去蘇維埃的代表，有兩個兒子都被反革命殺掉了，她談起當時的情形，激動起來，一口飛快的湖南話我幾乎完全不懂，只聽她說紅軍好象回來過，似乎還領着羣衆去鎮壓了反革命，因此她能以親手給兒子報了仇，後來我仔細問她，才知道她所說的並不是事實，而是二十年來她曾經做過好幾次的夢。當時我很感動，我想湖南農民，盼望紅軍，等待紅軍的心情可以說是世界上任何筆墨所不能傳述的一種最可寶貴的感情了，“革命總會回來的”，他們就在這種堅強的信念下，整整等待了二十餘年。
二十年不是一個短促的時間，而是一個飛濺着血淚的漫長的路程，國民黨反動派惡霸地主們對湖南革命羣衆和紅軍家屬的迫害，農民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許多白髮的老人，提起來無不滿眼淚水!在我所訪問的許多羣衆中，幾乎沒有一家不遭遇反革命的殺害，平江縣七十萬人口，二十年來死在反革命屠刀下面的竟不下十餘萬人，其中多少人家被殺得滅門絕戶，連三歲孩童也難以倖免。醴陵、瀏陽、長沙、安化、攸縣等大小市鎮，幾乎天天不斷地懸掛着革命羣衆的人頭。在這些地區受過毒刑，坐過牢獄的男女農民簡直不計其數，孤兒寡婦之多也是一個顯著的特點。在平江我曾經遇到一個姓吳的老太婆，她的八個兒子被國民黨殺掉六個，現在就整天盼望着在紅軍中的兩個兒子回來，只要一看見解放軍的同志，她就上前拉着問：“同志，你看見我的兒子沒有?”另一個五十歲的女人在平江城裏要飯，據瞭解她也是老紅軍的家屬，她的丈夫是在二十年前跟隨着彭德懷將軍走了的，以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屠殺，她全家十餘口大部遭難，現在只剩下她和一個七八十歲的婆母，終日乞討爲生，她自己也曾被敵人砍過一刀，至今腦後還有一條深深的傷痕。當我們和她談話的時候，她幾乎一字一淚，泣不成聲。一個老紅軍幹部，聽了她的述說想起自己家庭被害的情景來，也忍不住痛哭失聲，使周圍的人個個爲之感動。類似這樣的事實，在這裏是並不稀奇的，二十年的血淚和仇恨，農民們是咬着牙忍受下來了。正象長沙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革命所說的：“我們有的是腦殼，砍掉老的，還有小的，越殺越要革命。”這種英雄氣概，這種堅定的革命信心，還有什麼力量能夠動搖呢?
我曾經以最大的熱情采訪過農民鬥爭的情形，在匆匆的時間和片段的材料裏，我發現大革命時代湖南農民運動的光榮傳統還一直在繼續着、發揚着，農民的革命鬥爭，二十年來此起彼伏始終沒有停止。有些地區農民協會和貧農組織，也在我地下黨的祕密領導下，一次次地被破壞，又一次次地重新組織起來，特別是近年以來，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在湖南殘酷的壓榨，以及解放戰爭的光輝勝利，湖南農民鬥爭又象烈火一樣地燃燒起來了。在平江、瀏陽、醴陵、攸縣以及湘中的三湘地帶，羣衆抗糧、抗丁、抗工、抗租的鬥爭發展得異常迅猛，開始是有組織地消極逃避，以後就有計劃地積極抗爭。敵人把糧食搶去，他們就再搶回來。敵人到農村來捉人，他們就全體出來保護。敵人特務橫行，他們就把特務捉起來送到游擊隊去。由於匪軍到處姦淫搶掠，他們就組織自衛團游擊隊用大刀長矛和敵人搏鬥。曾經有過這樣一些事實：在益陽農民們曾經把一個僞警所的槍枝全部繳械；在長沙河西鄉白匪一個班由於姦淫婦女被當地羣衆全部解除了武裝；在寧鄉，有一次當敵人數路大軍進攻人民游擊隊的時候，當地千餘羣衆纏起紅布，拿起梭鏢自動幫助游擊隊作戰，而其他零星地殺匪奪槍的故事更是層出不窮，直到解放前各地農民反蔣起義的武裝已不下七八萬人，許多老紅軍的英雄兒女們，又重新拿起父兄的梭鏢捲入了革命的洪流。
但在湖南農民運動中發展得最壯闊的還不是這些，而是今春以來席捲全湘的調劑民食的鬥爭。這一斗爭有些是農民會有組織的領導，有些則完全是自發的。今春湖南青黃不接，再加上白匪拚命地蒐括掠奪，農民普遍陷於飢餓，而一些惡霸地主們不僅不出負擔，甚至把多餘的糧食用來放高利貸和作投機買賣。羣衆向他們借糧，他們不僅不借，反而催糧催租，逼得羣衆無路可走。有些地方地主們甚至把持積穀倉(即義倉)，把積穀糧充作公糧交給白匪，因而引起農民極大的不滿。各地貧苦農民爲着活命，遂團結起來發動了向惡霸地主的借糧鬥爭，其聲勢之大，範圍之廣，爲大革命以後所少見。許多縣鄉農民百分之七十以上均英勇參加。湘潭忠曉鄉一夜之間農民把所有惡霸地主的糧食統統封了起來，除地主食用的外，其餘必須全部借給羣衆。攸縣羅家潭有一個惡霸地主，羣衆向他借糧他總說沒有，但暗地裏卻把三百石穀子用船運往長沙去賣。羣衆發覺後，立即集合了好幾百人，帶着籮筐、口袋，跑到河邊當場就從船上硬下了兩百多石穀子。在這一斗爭中湘東各縣以安化的農民表現得最爲積極，鬥爭的規模和聲勢也最大，該縣農運大部分是由農會有組織領導的，僅東鄉一個鄉即有農會會員一萬多人。他們採取的辦法是由農民大家評議，給惡霸地主派定借糧數目，如若不借大家就到他家裏去講理，山口鄉一千多羣衆要求地主借糧，地主不肯，他們就住在他家裏不走，餓了就劈倉拿米煮飯，冷了就燒柴烤火，夜裏沒處睡大家就圍火堆訴苦，這個說他每年剝削我多少糧食，那個說這些柴有很多都是我打的，有的說由於交不起租子地主佔了他的地，有的說他的父親就是地主逼死的，大家越說越苦，越說情緒越激動，地主見勢不妙只好答應借給四百石穀子。但也有的地主勾結鄉保武裝及匪軍來鎮壓的，可是羣衆並不害怕。湘潭易俗河羣衆挑了地主七八十石谷，次日地主把匪軍請來捉人，農民說：“好，要捉大家一齊去，反正餓死也是死，還不如坐牢有人管飯。”弄得地主和反革命也無可奈何。
湖南老蘇區的農民們，二十年來就在這種等待、忍受，以及堅持鬥爭中度過了這段黑暗的年月，如今這些地區已大部解放，農民們到處都在歡呼着：“革命又回來了!”我想，僅僅這樣一句話，它包括了湖南農民多少說不出的感情呵。每當我從一些白髮老人的談話中，一次又一次地聽到這幾個字的時候，常常禁不住被感動得流淚。是的，“革命又回來了”，而且革命即將取得全國的勝利。
一九四九、九、二十日於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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