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天津睜開了她的眼睛。但她環顧四周,她只看到了上海和廣州兩個姐妹絕望而無助的眼神。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她的成百上千個兄弟姐妹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國”的夢中。
19世紀的克虜伯大炮撞擊始建於明代的城牆,讓天津人感到切膚之痛的是文化上的落後。知恥而後勇,擁有天津這樣一座善於學習也勇於學習的城市,中國是幸福的。
天津從不缺乏向學的傳統,明朝正統元年(1436),天津建衛後的32年,天津衛第一所“學校”———文學創立,這是天津興辦教育的開端;
天津也不缺少對新知的渴求,中國第一封電報的滴答聲是天津味兒的,它告訴了人們什麼叫“師夷長技”,什麼叫“西學爲用”;天津更不缺少爭先的勇氣,幾乎是用白銀堆起的耀華說:看吧,耀華辦學就像是這滿地的進口地磚兒,永遠給你最好的;天津最不缺的就是才子。無論喝了二十年海河水的嚴復還是土生土長的“南開校父”嚴修、張伯苓,《天演論》裏的絕世才情和“爲公爲國”的磅礴正氣無不流芳百年。
關於天津,太多關於教育的風物與掌故介於易碎與彌堅之間———北洋大學仍在,天大牌子的背後是她百年的風骨;水師學堂已成齏粉,黃海的冰冷海水下面有她的學生。但這座城市求知向上的慾望始終清晰。如果說獨特的文化是天津的獨一無二的胎記,那麼教育就是天津體內的血液,奔流不息。
有人說天津是海綿,透過被迫開啓的國門吸取着西洋科技文化的養分;
有人說天津是試驗室,這裏成功與失敗決定着各地教育變革的進程;
有人說天津是座橋,《海國圖志》走過,“公車上書”走來,理想與抱負在天津來來往往;
但我說天津是座鐘,警鐘。她靜靜地懸在你我的頭頂,無聲地響了許多年。
宮商角徵羽,聽來聽去,總是“無知就要捱打”這一句。
常聽聽是好的,對於這座城市,對於這個國家———
這都是永遠不該忘卻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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