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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距今四十三年(注：當時爲1980年)，檢視舊存採訪筆記，新聞已成歷史。現追憶當年親身經歷，略記史實如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襲擊盧溝橋、進攻宛平縣城的炮聲，不僅震醒了全中國人民，也用事實昭告全世界，日本侵略者決不以侵佔東北三省爲滿足，還要用武力奪取華北，進而征服全中國。
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新聞記者的職責所在，就是及時趕到戰雲密佈的華北，把危機真相告訴廣大讀者。七月十三日上海《新聞報》派我赴平、津採訪，在北站登車之前，我已從站長室獲知日軍佔領天津東站的消息，鐵路當局對這趟列車能否到達平、津，亦無把握。列車經濟南時，始知到天津時將停靠總站。十五日上午十時到天津，總站雖尚未被日軍公然佔領，但荷槍實彈的日軍已在天橋上站崗放哨，空中也有日機偵察。下車走出總站，見日軍三五成羣，忙於徵用公私車輛，搶運軍用物資。
就在我到津的前晚，即七月十四日晚上八時，天津日軍一千五百人，包括步、騎和炮兵部隊，從海光寺兵營開出，在大街上游行示威。當行抵東馬路時，架槍在馬路旁休息，附近居民因天熱乘涼，見日軍開到，聚集圍觀，日軍惱羞成怒，立即展開戰鬥隊形，舉槍作瞄準狀，居民紛紛逃避，日軍始耀武揚威而去。這時北寧路沿線天津至山海關一段，除原有日本駐屯軍一個師團之外，新調來天津的有原駐朝鮮的第十師團四千多人，其先頭部隊由川口少將統率，尚有由阪垣統率的第五師團亦將來津。關東軍佐藤師團此時已越長城古北口向北平郊區集結。中國軍隊因受《何梅協定》(一九三三年長城戰役後何應欽和梅津少將簽訂的停戰協定)的種種限制，不能佈置防禦，事實上，平、津兩地早已門戶洞開，處於日軍直接威脅之下。當時著名的漢奸如劉桂堂和白堅武等都住在天津日租界，策劃組織暴亂。北寧線上，日軍調兵遣將，軍運頻繁，但在當地報紙的頭條新聞上還常刊載宋哲元、張自忠、陳覺生、齊燮元和天津日軍駐屯軍司令香月、日本駐華大使川越等雲集於此，應酬談判，幾夜無虛席，單是和平的幻想實不足以掩蓋平、津所處的危急！
在天津稍作停留，翌日即到北平。這裏除白天常見日機作編隊飛行掠空而過，晚上遙聞日軍在郊外進攻的槍炮聲之外，商店照常營業，市面仍保持鎮定。但交通要道堆滿沙袋，警察嚴密佈崗，晚上實行戒嚴，商店都在晚上八時提早收市。
戲院及娛樂場所營業不佳，中山公園、北海、中南海和故宮遊人大減。我曾約三、五友人，到中山公園綠蔭深處品茗，雖茶座遍貼“莫談國事”的警告，但鄰座茶客仍縱談時局危機，語極激昂。北平大、中學校雖值暑假，大部分留校教職員和學生都忙於組織抗敵後援會、尉勞團等團體，進行緊張地工作。婦女團體則組織救護隊，加緊訓練，併爲前線戰士縫製布鞋、襯衫，日夜加工，不稍懈擔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根據黨中央提的抗日救亡號召，正密切聯繫社會各階層羣衆，做了大量的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
十八日下午，我驅車出宣武門至彰儀門，城門半開，二十九軍戰士嚴密把守，力勸記者勿再前進，謂城外大井村已被日軍佔領，經解釋後放行，繼續徒步前進，到大井村時果爲日軍哨兵所阻。折赴永定門外南宛，經過大紅門時，曾與二十九軍戰士談話。據他們說，前不久曾與日軍發生武裝衝突。最初，有日軍三輛卡車疾駛而來，我軍上前制止，日軍不僅不聽，反開槍射擊，我軍當即奮勇還擊。第一輛卡車司機中彈受傷，車輛撞樹傾覆，其餘二輛狼狽退去。此後，日軍即不敢再向大紅門守軍任意挑釁。
從北平郊區的局勢來看，證實日軍已從東、南、北三個方向緊緊包圍北平。當時逃離北平的人們，大都搭平綏路支線的火車，先到門頭溝，再到長辛店，換搭平漢路火車南下。
我在十九日上午出發到盧溝橋前線採訪，也是走這條路線。
門頭溝距長辛店僅四十華里，有小毛驢和洋車可以代步，經過小坡兒和臥龍崗兩個小山崗時，還是要靠步行。午刻到長辛店，首先至警察局訪問駐在那裏的宛平縣長王冷齋。他是盧溝橋事變中的新聞人物，來往於宛平縣城與長辛店之間，既要辦理宣撫居民、供應軍隊需要的各種物資，又要經常與日軍談判交涉，每天辦公達十二小時以上。
他在百忙中抽暇和我談話，略述事變經過。自從豐臺被日軍強佔以後，日軍經常到盧溝橋舉行實彈演習。七月七日晚上又來演習，收隊時說失蹤日軍一名，堅持要進宛平縣城武裝搜索，我方據理拒絕，日軍即開槍挑釁，引起武裝衝擊。
到八日清晨，日軍牟田口聯隊長親率步、炮兵四百多人，發起攻城，我軍奮起抵抗，一排人壯烈犧牲，後援部隊聞警趕到，始穩住陣地，不讓日軍衝進城內。八日下午三時，日軍送來兩封信，限我軍於六時前撤退。當天晚上八時，王冷齋正同日方代表櫻井中島在縣政府談判之際，城外日軍即以重炮攻城，炸燬縣政府及附近民房。九時後，我軍忍無可忍，冒着敵人的炮火展開反攻，即將盧溝橋奪回。九日上午，日軍一面提出要求停戰，一面仍堅持必須撤走原有駐軍，改由保安隊換防。日軍要求停戰只是一種煙幕，事實上從未停止其咄咄逼人的進攻，尤其令人憤概的是當換防的保安隊通過大井村時，竟遭到日軍從背後襲擊，我軍傷亡甚多。從十日起，戰鬥時斷時續，我軍仍在原有陣地，始終堅守盧溝橋與宛平縣城，而外交談判則從當地轉移至平、津進行。
辭別王縣長，經過一小時奔波，始在簡陋的驢馬飯店中覓得一宿之地。當晚，蚊蟲與跳蚤聯合進攻，難以入睡。二十日清晨，由王縣長派嚮導帶路，徒步走五里到達盧溝橋。橋南入口處堆滿沙袋，防衛森嚴，只能讓一人側身通過。橋上二十九軍戰士橫擎着上刺刀的步槍，胸前束着沉甸甸的子彈帶和兩顆木柄手榴彈，肩荷繫有紅色綢帶的大刀，目光炯炯，注視前方。覈對口令後，始通過此橫跨永定河上的大橋，進入宛平城，我發現城門口已改由保安隊佈崗。進城後，先到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何基灃旅所屬的團部，訪問吉星文團長。
吉團長是抗日名將吉鴻昌之侄，當時年僅二十九歲，長得粗眉大眼，身材高大，具有豪邁的軍人氣概。由於指揮作戰中負傷，頭部還裹着幾層厚厚的紗布，兩眼因連續失眠而發紅，但他絕無倦容地接見了我。他說：“事變前，剛從南京中央軍校高級軍官訓練班受訓歸來，原想告假回鄉探親，繼思日軍常到盧溝橋我團駐地演習，軍心憤懣，可能會引起衝突，還是先回部隊的好。軍人守土有責，人若犯我，我們絕不能毫無抵抗。這次作戰，與連年內戰大不相同。最顯著的是民衆十分踊躍支持軍隊作戰，宛平城內居民大部分沒有逃跑，願爲我軍挖戰壕、做工事、挑水、燒飯，協助部隊守城。
連日，北平青年、學生和婦女團體到前線慰勞者絡繹不絕。其次是士氣高昂，空前未有。官兵在作戰中負傷後，都不願後撤，認爲若一撤下火線即喪失此千載難逢的抗敵機會。例如我團金營長，大腿給敵軍炮火打傷了，我叫他回後方就醫，他堅決表示，要帶一連人戰死在盧溝橋上。中國有此民心和士氣，深信我軍抗戰必勝！”
從宛平縣城再回長辛店時，盧溝橋畔槍炮聲又起。在長辛店旅館中，巧遇《大公報》記者範長江與中外新聞攝影社記者小方，相互交流情況。長江認爲時局重大消息此刻在平、津和保定三地，而不在盧溝橋前線。他建議我速返平津採訪談判消息，他自己則將赴保定，瞭解後方的軍事部署，相約不久在保定重晤。
二十一日清晨，我在北平見日機十七架越城南飛，據說是飛往盧溝橋一帶偵察我保安隊換防情況的。這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經過與日方談判並向南京國民黨政府請示後，下令把三十七師馮治安部調離前線，另以一百三十二師趙登禹部接防，盧溝橋前線則調冀北保安隊程希賢旅駐守。這次軍事調動，從七月二十一日開始，至二十二日結束。二十三日上午，宋哲元還對集合在北平天壇附近的馮治安部一旅人訓話，一再解釋撤兵換防的苦衷，聲言這是我方最後的讓步，如對方不同時撤兵，則不惜與之作最後周旋。訓話後，官兵情緒悲憤，不能控制，有的人竟失聲痛哭。
天津的形勢更比北平緊張。北寧路沿線的豐臺、楊村和天津東站，已被日軍公然佔領，鐵路運輸完全由設在天津東站的日軍兵站司令部控制，專爲其進攻的軍事需要服務。我第二次到津時，親見市內中原公司附近洋房，有好幾幢都用白布大書《滿鐵第二宿舍》字樣，被日方佔用，裏面住滿了滿鐵員工，爲即將接管平、津一帶的鐵路運輸業務作準備。在日本租界，日方可以任意捕人，關進日軍司令部。即使居住華界者，日方當時也爲所欲爲地開出黑名單二十多人，通知天津市政府協同緝拿。最荒謬的是日軍原在津郊東局子設有軍用機場一處，但尚不滿足，最近又劃宜興埠和李明莊一帶農田數百畝，增闢軍用機場兩處，強把這一帶農舍和農作物夷平，農民受此災禍，雖一再向地方當局呼籲請願，都無結果。二十三日上午，天津市政府祕書長馬彥翐在記者招待會上，對以上事實直認不諱，還恬不知恥地聲稱：和平第一步已告圓滿解決，而且獲得的和平是無條件的。當場就有記者問他：和平既有第一步，試問第二步是什麼？他頓時語塞，想了很久，才支吾其辭地說，那是善後問題吧！可見處此兵臨城下的危局，地方當局在國民黨中央不抵抗主義的方針下，仍不惜委曲求和，苛延殘喘。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張自忠所部爲了避免和日軍衝突，不駐天津市區而駐在郊外，忍讓日軍在市內橫行霸道，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
二十六日我離北平赴保定時，已悉高麗營和昌平一帶發現日軍，平綏路感受威脅。單從平漢、平綏、北寧和平通(即北平至通州)四條交通要道的形勢來看，北平的命脈已經掌握在日軍手中，若再侈談鎮靜，只能欺騙自己。二十七日晚，我和範長江、小方、還有北平《實報》的記者宋致泉得到我軍全線應戰的消息，即於二十八日上午一同出發赴長辛店。到車站時，獲悉孫連仲所部二十六路軍將開到保定增援，長江遂留駐保定採訪，我和小方等仍照原定計劃登平漢路客車北上。車抵良鄉，距長辛店還有二十五里，前線炮聲已清晰可聞，到達長辛店時，月臺上都是軍人，其中有十幾個剛從前線救護下來的傷兵。有兩位山西犧牲救國大同盟的盟員，汗流浹背，軍裝溼透，還到處奔走，逢人就大聲疾呼：“前線大規模戰爭爆發了，我軍正在進攻豐臺！”前線傳來稠密的槍炮聲，證實了這次戰鬥遠比往日的接觸更爲激烈，人們興奮極了。這時，小方即和我匆匆告別，跳上鐵路線上的鐵甲車，要馳赴前線，攝取我軍反攻的鏡頭。
我與宋致泉直奔設於長辛店大銜的宛平縣政府辦事處，當時縣長王冷齋已去北平，所有緊張的工作都由祕書洪大中處理。洪原爲北平新聞界熟人，對我們冒着日軍炮火來到此地，極表歡迎，既爲我們安排食宿，又爲我們借軍用電話傳遞消息，當時北平到長辛店電報已中斷。
當天下午有日機兩架，對長辛店進行掃射、轟炸。此地距盧溝橋最前線僅五里，在過去三週中，一切前方供應和運輸事務都靠宛平縣承擔，說得更具體一點，都靠長辛店來解決。自從北平被日軍三面包圍以後，僅有北平至門頭溝、再由門頭溝至長辛店這條路可通，當地還有平漢路上規模最大的鐵路機廠，不論從戰略意義或交通價值上說，長辛店都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從盧溝橋事變以來，當地連最起碼的防空設施如高射炮、高射機關槍和防空洞等等，一點都沒有。每遇空襲，地面上只有少數步槍還擊，日機欺我不設防的弱點，即低飛投彈，並用機槍反覆掃射，任意殘殺我軍民。事之痛心，曷甚於此！
當晚八時，日軍用熾烈的炮火轟擊長辛店大街，炮聲震耳欲聾，縣府辦事處的玻璃窗全部被震碎，證實炮彈已落於近處，我們即隨辦事處人員到附近一家商鋪的地窯中躲避。二十九日清晨，整裝待發，祕書洪大中特趕來勸阻，並轉告確實消息，略謂從二十八日起，日軍已對平、津兩地同時發動全面進攻。日軍突襲北平南宛我軍駐地時，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和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都被日機炸死，部隊倉卒應戰，損失慘重。天津市郊也發生大戰。宋哲元、馮治安和冀察政委會一部分軍政要人即於當晚撤離北平，獨留張自忠處理危局。馮治安已回部隊，指揮作戰，宋哲元則直接赴保定。全線我軍正在調防應戰，情況複雜多變，他建議還是取道門頭溝回北平，瞭解全局消息最重要。我們即辭出，到長辛店車站時，又遇剛人前線歸來的小方，談了部隊指揮混亂、各自爲戰的情況。
上午九時，我們三人向門頭溝方向前進，走了五里，遇見不少難民從門頭溝退回，都說門頭溝到北平的交通，已被日軍切斷。不得已仍折返長辛店，適遇日機十五架前來轟炸、掃射，其中有七架沿鐵路線南飛，緊追不捨。幸當時沿線青紗帳起，這是最好的天然掩護，我們在高梁田中繼續步行南進，安然脫險。過良鄉、竇店，走了七十里到琉璃河車站，才搭上平漢路客車返保定。
保定下車，時已午夜。城門緊閉，路上戒嚴，只好在車站附近的小旅館中坐以待旦。三十日早上進城，先到保陽旅館找長江，他見到我們平安歸來，高興得跳起來。不久，又有七、八個南開大學和東北大學的學生跑來，大家談論前線見聞。他們聽到平、津淪陷，南開大學校舍被焚的消息，都極度悲憤！他們說：“東北淪陷已六年，骨肉離散，音訊不通，現在已無書可讀、無家可歸，只剩下一條命，就要跟敵人拼到底，打回老家去！”
這天上午，日機曾來保定偵察。保定與長辛店雖有一段距離，但敵方根據其偵察報告，即於上午一時派來五架飛機低飛轟炸。首次空中襲擊，即將保定車站的一切設施炸燬，造成鐵路交通癱瘓，可見在現代戰爭中難以劃清前線與後方的界限。保定被炸時，我們都在城內，當地除曾發出空襲警報之外，別無其他防空措施，即使在車站附近也沒有可供隱蔽的防空壕。事後，我們到車站察看，見到一輛原定開往石家莊的客車車頂上，機槍彈痕累累，車上還有五十多具血肉模糊的屍體，附近房屋都炸成一片瓦礫。另有四輛彈藥車上的軍火，正在着火爆炸，電線、路軌都被炸得遍地狼籍。
殘酷的戰爭現實，使我們逐步懂得有備與無備大不一樣！
半月多來，從盧溝橋、長辛店以至平、津、保定所見所聞，教育我們：在強敵壓境、咄咄逼人的形勢下，蔣介石幻想和平，只能自取覆滅。當時和戰大計不定，即使在喜峯口有過光輝戰績的二十九軍，由於事先沒有健全的戰鬥部署，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等敵方調度好了，一翻臉就發動突然進攻，逼得我們倉卒應戰，吃了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大虧。
可是，盧溝橋前線的戰鬥，只是我國民族抗戰的序幕。就在盧溝橋事變的翌日，中國共產黨即發表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纔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國軍民團結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此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萬衆一心，奮起抗戰，經過八年的浴血戰鬥，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選自《上海文史資料》1980年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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