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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王幸福，是河南省宜陽縣一個普通農民。從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他先後祕密調查該縣13個鄉鎮的230戶被毆打、被非法拘禁、被搶糧搶物的農家。“230起暴力征稅事件(75名羣衆被打傷)，無一例是真正抗稅的‘釘子戶’。在200餘戶因打砸搶受害的農戶中，無一例是真正抗稅的‘釘子戶’。他們中大多數有亟待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遺留問題，如村鄉兩級欠他們錢不還、該分地的沒分地、計稅地畝有差錯等，徵稅時想給鄉鎮村領導提出來，希望討一個說法而已；有的農民是多年的交稅納糧模範戶，僅僅因爲不實的誣告就被當成‘打擊對象’；有的農戶確實有困難需要政府減稅。”(摘自《半月談》)當他把那份長達五六萬字的調查報告輾轉送到河南省及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後，立刻在全國範圍引起了軒然大波。緊接着《半月談》對此事進行了公開報道，隨後包括中央電視臺在內的多家媒體都開始對王幸福以及他那沾滿血淚的調查報告進行了採訪。
7月3日，王幸福在家中接受《週末》的獨家採訪，講述了那一段驚心動魄的調查經歷。
“他們都叫我‘民間信訪局長’”
《週末》：暴力征稅的遭遇有沒有發生在你身上過？
王幸福：在我身上發生過亂收費的事。但因爲我平時注意學習相關的政策，他們來收的時候我都能在道理上說倒他們，他們就不敢對我亂來。
《週末》：從你的調查報告來看，沒有一件是與你有關的，這樣的調查對你有什麼好處？
王幸福：我不出這個頭，他們受的苦永遠沒有人會知道。至於對我個人有沒有好處，我沒想那麼多，就想着要把鄉親們受的苦記錄下來，能有機會讓外界知道，讓上級領導知道。
《週末》：促使你作出進行調查的決定最直接的事情是什麼？
王幸福：這事我和孟亮(最早的報道者)說過。2002年11月12日上午，兩個鄉幹部來到葉溝村村民葉彥智家催繳農業稅。葉彥智問那兩個幹部道：“今年農稅改革，國家規定徵收哪幾項啊？”一個鄉幹部回答他說：“反正就是這一疙瘩，寫在紙上的全是農業稅，你不交有人來收拾你。”第二天一大早，葉彥智按照鄉里定的農業稅稅額把錢交給了村幹部葉超林。然而，當葉彥智回到家門口，卻被等候在那裏身穿迷彩服的高村鄉徵稅小分隊扭上車，拉到了高村派出所。後來葉彥智的家人向派出所交了200元罰款(沒開收據)後他才被放出。至此，葉彥智已在派出所裏從早上9時捱到次日凌晨1時。
緊接着到11月13日，同村的葉新超拿着錢趕到收稅地點準備交稅，但他發現鄉政府賬上的畝數與自己家的實際畝數不符。他實種8畝地，而鄉里卻讓他按16.2畝納稅。在詢問與反駁中，葉新超說了幾句過激的話。結果，他被鄉幹部用警車拉到鄉派出所裏，被迫脫掉大衣和棉鞋，跪在水泥地上。經村幹部說情，罰了300元纔算完事(同樣沒開收據)。
因爲我在鄉里教過打拳，唸的書多，敢幫鄉親去政府討個說法，他們都叫我“民間信訪局長”。葉彥智和葉新超很快就把他們受的委屈告訴了我，同時又有好多鄉親來說他們聽到或是經歷的被亂徵稅的事。
我就想，一件一件的事去討個說法那要到什麼時候，如果能把這些事都集中起來，一起捅出來，事情就會好辦些。
“我的後臺是政府的政策”
《週末》：你調查的範圍有多大呢？
王幸福：我起初僅在本鄉(高村鄉)調查。慢慢地，事情瞭解得多了就發展到到周圍的村子，宜陽縣我幾乎都走遍了。
《週末》：你進行調查是以什麼身份呢？王幸福：農民，一個普通農民。有些不認識的人問我是不是有後臺，我告訴他們，後臺就是政府的政策。我會告訴他們，政府其實有很多替老百姓着想的好政策，但有些當官的不執行，或者執行走了樣。說到底，原因在於一些鄉鎮幹部不善於宣傳黨的政策，甚至給落實政策設置了重重阻力；還有一些鄉鎮幹部不善於做羣衆工作，不善於和羣衆溝通，不善於調動羣衆的積極性，不善於關心羣衆生活、解決羣衆問題。個別羣衆的納稅積極性不高與鄉鎮幹部的虛浮作風有很大關係。
《週末》：他們能相信你這個同樣是農民的人嗎？
王幸福：在本鄉還好，但到別的鄉就困難多了。不少農民思想保守，開始根本不說真話，他們怕說了也白說，還怕遭到打擊報復。
1982年2月，我曾以一個農民的身份給中央寫過人民來信，反映了本鄉的六個問題。現在還能記得的一個是鄉里的學校四壁坍塌沒人管，一個是鄉里有條山溝溝空閒着沒人承包。雖然這些都是小事，但幸運的是中央的有關部門竟然給我回信了，並讓當時的縣政府儘快作出處理。
鄉親們知道這事後，開始對我刮目相看，對我十分信任。也因此，本鄉的人遇到什麼事都願意來跟我說。我在調查暴力征稅的事傳開後，別的鄉的人也逐漸知道了，我的調查也就慢慢順利了。
豐李鎮的潘胡玲向我反映：“2002年12月4日，200餘人的突擊隊分8個小分隊到村裏徵收農業稅。5日下午，我在街上碰到突擊隊人員。他們先問我丈夫：‘你的稅交了沒有？’我接口說：‘人家交俺也交。’這幫人上來抓住我胳膊說：‘你現在就是交，我們也不要了。’他們連打帶罵把我往車上扭，我掙扎着不上車，4個人揪住我把我擡上車。我丈夫不願意，他們又把他揪上車。我的幾個親戚來勸阻，也被抓走。我們5人被遊街示衆，在西軍屯學校門口被罰了跪，然後被拉到派出所打一頓。我丈夫等4人被打得鼻青臉腫。他們讓我們寫悔過書，我說不會寫，派出所民警說：‘不會，我們替你寫。’他們寫好，讓我按指印，然後把我們拘留7天。”
張塢鄉蘇羊村的劉公超告訴我：“由於旱情嚴重，家裏兩季只打了6袋麥、12袋玉米，全家5口全靠這些過活。2002年12月19日，我聽說了全縣武力強收農業稅的事，忙用架子車拉了4袋玉米去洛寧縣趕集賣糧。回來走到村邊，鄉親說你家出事了。原來突擊隊到我家，我閨女正在做飯，聽到有人說：‘就是這個門，用腳跺！’跺幾下門沒開，他們從院裏抄起斧頭，幾下將門砍開。這夥人打了我閨女幾下，進屋就搶糧食、自行車和縫紉機。我妻子攔擋，有4個人扭住胳膊將她摔到地上。我兒子護他媽，被拳打腳踢揪上車抓到派出所。他們搶糧食時把糧袋撕爛，糧食撒得滿街都是。我四處求人借錢，送去香菸，又交了420元，纔將兒子贖回。”
《週末》：有沒有遇到特別不願配合的人？
王幸福：有，記得最清楚的是一個鄉幹部。本來他瞧不起我，覺得我是個農民，能做出什麼事來呢？我從周圍羣衆口中得知，其實他也遇到了類似的事情——他的老婆被人拖到鄉政府裏打暈了，倒在雪地上5個多小時。
爲了讓他說出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沒有像以往向其他鄉親調查一樣和顏悅色地安慰他、跟他套近乎，而是一見面就劈頭蓋臉地說了他一通。我說，你是鄉幹部就了不起了，就看不起我這個農民了，我告訴你，你這個小幹部，人家想撤你就撤你，想打你老婆就打你老婆，你還沒有我這農民強呢，至少別人還不敢隨便動我。你要有本事，就別讓人家欺負你老婆，我來作調查，雖然現在看不出有什麼用，但總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你家的委屈遲早會被上級知道。如果你現在不說，那就只能悶在心裏一輩子！
他聽了立刻跌軟了，說“服你了”。於是就把他家怎麼被亂徵稅，老婆究竟是怎麼被打的事告訴了我。
其實要取得他們的信任很簡單，就是不要想從中得到什麼好處。不問他們要錢財，不問他們要報答，農民們自然就知道你這是在幫他們做事，想爲他們說話。從我個人來看，只要堅定不求報答的想法，心態就會平衡，做事也能堅決。
《週末》：你作這份調查報告，怎麼保證其真實性？
王幸福：我一般分三步調查：先是問當事人情況，然後再向周圍羣衆瞭解此事，然後自己再綜合各方面情況進行分析。其實我在調查的時候，基本都是先站在某些官員的立場上質疑那些農民，對他們說的話一句一句地進行反詰，然後用相關的政策往上面套，最後才得出結論。所以我能說我的調查都是屬實的。在調查中，我發現中央的政策在哪裏落實得好，哪裏的羣衆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就高，幹羣關係就和諧，工作就好辦，信訪、上訪就減少，就會有水到渠成的穩定和發展勢頭。反之，人民羣衆對政府和領導就會喪失信心、誤解逐步加深，就會用上訪或信訪去尋求解決，最終可能連中央的政策也不相信了——因爲政策再好，無人落實，等於沒有。
兒子說：“老爸，我看了害怕。”
《週末》：調查這230戶農民被暴力征稅的事，你用了多長時間？
王幸福：先後花了近10個月，在宜陽縣19個鄉鎮中的13個鄉鎮進行抽點調查。
《週末》：這10個月你都走了多少路，能說得清嗎？
王幸福：這個就難計算了。我記得走得最多的一天是乘人家的摩托車，一共跑了近150里路。我爲什麼記得，是因爲我跟他去加了油，通過耗了多少油測算出來的。
《週末》：坐摩托車要花多少錢？
王幸福：光坐摩托車的話，我給人家10塊到20塊不等；坐朋友的車就給10塊一天，另外再給5塊錢油錢；坐跑運輸的摩托車就給20塊。不過有的地方坐摩托車不方便，我就乘桑塔納去，那一天得花100塊錢。等到下雪天，車子沒法跑的時候就走路。有一次，我在雪中走了快20公里山路，真凍得夠嗆，幸虧我身板硬朗。
《週末》：那你一共花了多少錢呢？
王幸福：除了路費、食宿費，我在打印、複印、郵寄材料和電話費等費用上花了不少錢。光調查報告我就打印了幾十份，向中央、省相關部門投遞。爲了防止所寄材料被扣押，我常常跑到洛陽或鄰近的澠池縣去寄掛號信和特快專遞。那段時間，把兒子積攢的兩萬元以及我平時種地賣花攢的6000多塊錢全部花光了。
《週末》：花了這麼多錢，家裏都知道嗎？
王幸福：我做這些事，事先都沒和家裏打招呼，怕他們擔心。後來家裏人才知道，確實擔心得不得了。
《週末》：你害怕過嗎？王幸福：說不害怕，那是假話。不然爲什麼我要瞞着家裏人。今年春節，兒子回家看到我寫的報告，對我說，老爸，我看了都害怕。那個時候我經常不住家裏，怕的就是有人上門報復，我不在家，他們也不敢對我家裏人怎麼樣。家裏曾放了好多自衛的東西，我經常翻來覆去睡不着，做了好多不吉祥的夢。
《週末》：那你爲什麼還要堅持做下去呢？
王幸福：原因有很多。我這個人比較愛鑽牛角尖，看準了一件事，不做完是絕不會罷休的。我常常告誡自己，要能吃得大苦，才能做出大事情來。而且我在調查中遇到的那些事，也讓我不能輕易就放棄。
《週末》：是些什麼事呢？
王幸福：有一次聽說那些亂徵稅的人打了一個80多歲的老太婆，完了還踩她。於是，我就偷偷上門調查。那戶人家一聽說我是來作調查的，全家都跪在了我的面前。一邊哭，一邊喊我是青天。當時我的眼淚就流了出來，我哪是什麼青天大老爺，一個農民而已，和他們一樣以種田爲生的農民。可見他們受了多大的委屈，而這些委屈根本找不到地方去申訴，連我這樣的人都被他們當作救星了。我也忍不住大哭。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很多農民都把我當成了朋友。有一次我調查完以後要連夜轉移，距目的地大概有4公里多的山路，幾個農民就自發地提着棍棒、燈籠送我，他們怕我在路上遭暗算。這樣的事我以前都只是在書上看到，誰知道真的發生在我身上了。這些都是讓我能堅持下去的理由。
拓寬表達農民呼聲的渠道
《週末》：你認爲爲什麼會發生這些暴力征稅事件呢？
王幸福：其實，2002年11月8日，國家稅務總局發出通知(國稅發犤2002犦139號)，要求各級稅務機關尊重納稅人權利，體恤農民羣衆，依法徵稅，文明徵稅，堅持“十不準”。可是國家的這些農稅政策在宜陽縣並沒有得到很好執行。
《週末》：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王幸福：執行時存在很多問題。比如，高村鄉、石村鄉和韓城鎮等鄉鎮的大部分羣衆對農業稅計稅方式及計稅畝數並不瞭解，也很少聽到鄉鎮幹部耐心的解釋。在白楊鎮調查時，該鎮五區四組農民李勝仁告訴我，他家實有耕地1.93畝，2003年發的《土地經營權證書》記錄的是2.038畝，1998年《土地承包證》記錄的是2.28畝，但去年《納稅通知書》寫明計稅面積2.6畝，村裏納稅登記冊上也是2.6畝。問其原因，村幹部回答：“村裏有260畝耕地對不上賬，上邊讓按人口分攤這260畝地，每人多算一分多地。”
《週末》：聽說調查報告出來後，有很好的反響，你們的縣長還對你的行爲表示了感謝。
王幸福：我這份非常調查報告很快引起了國家稅務總局、河南省農監辦等部門的高度重視，並通過當地縣政府傳達下來。去年3月，當時任宜陽縣縣長的譚建忠找到我，和我聊了4個多小時。緊接着，4月份縣裏還給了我3000元作爲調查補償費。5月份的時候，譚縣長第二次找了我，向我通報了我針對暴力征稅事件所提出的6條建議的解決處理情況，還聘請我爲全縣農業稅徵管監督員。他說讓我隨時與縣領導交流情況。
《週末》：你當上農業稅徵管監督員後都做了什麼工作？
王幸福：我是個農民，又不是幹部，沒人要我去上班，我也就沒做什麼。去年6到7月的時候拿了兩個月的工資，後來就沒拿過。因爲財政所沒有給我開票，那兩個月都是靠拿財政所的票到銀行拿錢的。
《週末》：經過這樣一個事件，你有什麼感想？
王幸福：長期以來，總有人拿農民的“素質”說事，什麼文化水平低，什麼目光短淺，農民的聲音不能暢快地發出。而一些地方官員又往往以自己的強勢地位，將自己的暴力征稅說成是農民抗稅。我自己走出的這一步也是給農民們提個醒，農民也有辦法拓寬表達自己呼聲的渠道。
“我想讓調查起到應有的作用”
《週末》：有沒有想過別人要報復你，你該怎麼應付？
王幸福：現在已經有人半夜開了車到我家門口，還敲我家門，不過我是不會開門的。白天嘛，光天化日之下，他們想做什麼我還是能看得出來，他們不會佔到我什麼便宜。我也想過會有人給我編織莫須有的罪名，到那時，我相信法律，我會用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
《週末》：政府有沒有對你進行保護？
王幸福：有，現在家門口都有人在守着呢。
《週末》：去年的非法罰款及扣押物資都返還給農民了嗎？
王幸福：這事做得不錯，我們村也就3到4戶沒有退了，那我也能理解。中央下發過一個《關於對涉及農民負擔案(事)實行責任追究的暫行辦法》，裏面有對相關責任人處理辦法，不知道是否有過處理。另外我希望對被打傷的農民、生造出的虛假數字，也都要有個合理的說法。
《週末》：你作完這個調查後有什麼打算？
王幸福：關於暴力征稅的調查作完以後，我又作了一個與計劃生育有關的調查，主要是查一些不法之徒非法出賣生育指標的事，現在農村裏有人把一個生育指標賣到了3000到5000塊錢。
《週末》：你這樣的調查什麼時候會結束呢？
王幸福：到我覺得成功的時候。
《週末》：你認爲調查成功的標準是什麼？
王幸福：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認可。我最想得到中央領導的認可，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使調查真正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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