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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幸福，河南宜陽農民，祕密調查230起暴力征稅事件(75名羣衆被打傷)，無一例是真正抗稅的“釘子戶”。他撰寫的平生第一份調查報告引起了國家稅務總局、河南農監辦的高度重視。縣長對他表示感謝，並告知對他提出的建議的處理情況，聘請他爲稅收監督員。
暴力征稅讓一個普通農民憤然而起。他，叫王幸福，是河南省宜陽縣農民。從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他先後祕密調查該縣13個鄉鎮的230戶被毆打、被非法拘禁、被搶糧搶物的農家。當他那份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淚水的60多頁調查報告輾轉送到河南省和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時，暴力征稅事件終於露出了冰山一角。
到底是暴力抗稅還是暴力征稅
2002年11月12日上午，河南省宜陽縣高村鄉兩位鄉幹部來到該鄉葉溝村村民葉彥智家催繳農業稅。“今年農稅改革，國家規定徵收哪幾項啊？”48歲的農民葉彥智詢問道。“反正就是這一疙瘩，寫在紙上的全是農業稅，你不交有人來收拾你。”鄉幹部很不高興地回答。第二天一大早，葉彥智按照鄉里定的農業稅稅額把錢交給了村幹部葉超林。然而，當葉彥智回到家門口，卻被等候在那裏的、身穿迷彩服的高村鄉徵稅小分隊扭上車，拉到了高村派出所。後來葉彥智的家人向派出所交了200元罰款(沒開收據)後他才被放行。至此，葉彥智在派出所裏從早上9時捱到次日凌晨1時。與葉彥智相比，葉溝村村民葉新超更冤枉。11月13日，葉新超拿着錢趕到收稅地點準備交稅，但他發現鄉政府賬上的畝數與自己家的實際畝數不符。他實種8畝地，而鄉里卻讓他按16.2畝納稅。詢問與反駁中，葉新超說了幾句過激的話。結果，葉新超被鄉幹部用警車拉到鄉派出所。在派出所裏，他被迫脫掉大衣和棉鞋，跪在水泥地上。經村幹部說情，罰了300元纔算完事(同樣沒開收據)。當這一切第一次傳到高村鄉滿豐凹村村民王幸福耳朵裏時，王幸福很氣憤。平時經常學習政策的他做出大膽決定：以一個農民的名義，祕密調查暴力征稅事件。
當年12月，王幸福開始從離家最近的高村鄉、石村鄉和韓城鎮展開調查。調查是極其艱難的。“說心裏話，調查一開始，我也很害怕受到打擊報復，家裏曾放了好多自衛的東西，經常翻來覆去睡不着，做了好多不吉祥的夢。”王幸福對記者實話實說。
爲了節省開支，王幸福經常在山路上步行走訪，餓了吃點自帶的饅頭和方便麪，渴了找農家討碗水。有時，受害人不在家，他不得不翻山越嶺四五次。最讓他感到有壓力的是，“不少農民思想保守，開始根本不說正經話，他們怕說了也白說，再遭打擊報復”。王幸福偏是個不輕言放棄、凡事愛刨根問底的人。精誠所至，走訪中不少農戶向他倒出了一肚子苦水，他聽到了太多太多農民的哭聲。
豐李鎮農婦潘胡玲向王幸福反映：2002年12月4日，200餘人的突擊隊分8個小分隊到村裏徵收農業稅。5日下午，我在街上碰到突擊隊人員。他們先問我丈夫：“你的稅交了沒有？”我接口說：“人家交俺也交。”這幫人上來抓住我胳膊說：“你現在就是交，我們也不要了。”他們連打帶罵把我往車上扭，我掙扎着不上車，4個人揪住我把我擡上車。我丈夫不願意，他們又把他揪上車。我的幾個親戚來勸阻，也被抓走。我們5人被遊街示衆，在西軍屯學校門口被罰了跪，然後被拉到派出所打一頓。我丈夫等4人被打得鼻青臉腫。他們讓我們寫悔過書，我說不會寫，派出所民警說：“不會，我們替你寫。”他們寫好，讓我按指印，然後把我們拘留7天。張塢鄉蘇羊村農民劉公超向王幸福反映：由於旱情嚴重，家裏兩季只打了6袋麥、12袋玉米，全家5口全靠這些過活。12月19日，聽說今年全縣武力強收農業稅，我忙用架子車拉了4袋玉米去洛寧縣趕集賣糧。回來走到村邊，鄉親說你家出事了。原來突擊隊到我家，我閨女正在做飯，聽到有人說：“就是這個門，用腳跺！”跺幾下門沒開，他們從院裏抄起斧頭，幾下將門砍開。這夥人打了我閨女幾下，進屋就搶糧食、自行車、縫紉機，我妻子攔擋，有4個人扭住胳膊將她摔到地上。我兒子護他媽，被拳打腳踢揪上車抓到派出所。他們搶糧食時把糧袋撕爛，糧食撒得滿街都是。我四處求人借錢，送去香菸，又交了420元，纔將兒子贖回。
被打砸搶的農民無一例是真正抗稅的
就這樣，王幸福先後花了9個多月，自費在宜陽19個鄉鎮中的13個鄉鎮抽點調查了230起打砸搶事件(共75名羣衆被打傷)。在200餘戶因打砸搶受害的農戶中，無一例是真正抗稅的“釘子戶”。他們中大多數有亟待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遺留問題，如村鄉兩級欠他們錢不還、該分地的沒分地、計稅地畝有差錯等等，徵稅時想給鄉鎮村領導提出來，希望討一個說法而已；有的農民是多年的交稅納糧模範戶，僅僅因爲不實的誣告就被當成“打擊對象”；有的農戶確實有困難需要政府減稅。其實，就在小分隊打砸搶的前幾天，也就是2002年11月8日，國家稅務總局發出通知(國稅發[2002]139號)，要求各級稅務機關尊重納稅人權利，體恤農民羣衆，依法徵稅，文明徵稅，堅持“十不準”。然而，調研中王幸福發現，國家的這些農稅政策在宜陽縣並沒有得到很好執行。高村鄉、石村鄉和韓城鎮等鄉鎮的大部分羣衆對農業稅計稅方式及計稅畝數並不瞭解，也很少聽到鄉鎮幹部耐心的解釋。在白楊鎮調查時，該鎮五區四組農民李勝仁告訴王幸福，他家實有耕地1.93畝，2003年發的《土地經營權證書》記錄的是2.038畝，1998年《土地承包證》記錄的是2.28畝，但去年《納稅通知書》寫明計稅面積2.6畝，村裏納稅登記冊也是2.6畝。問其原因，村幹部回答：“村裏有260畝耕地不對賬，上邊讓按人口分攤這260畝地，每人多算一分多地。”
鐵證如山，力促官方整改
摸到這些大量第一手實情後，王幸福着手撰寫平生第一份調查報告。
路費能省就省了，但省不了的是打印、複印、郵寄材料和電話費等。在外當廚師的兒子積攢的兩萬元錢讓王幸福花了個精光。他將一份報告打印幾十份甚至上百份，向中央、省相關部門廣泛投遞。爲了防止所寄材料被扣押，他常常跑到洛陽或鄰近的澠池縣去寄掛號信和特快專遞。讓他備感欣慰的是，他的這份非常調查報告很快引起了國家稅務總局、河南省農監辦等部門的高度重視。
2003年3月26日，當時的宜陽縣縣長譚建忠同志找到王幸福，與他進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談話。譚建忠縣長對王幸福的全面調查和監督表示感謝。經宜陽縣主要領導批准，縣裏於2003年4月給王幸福一次性撥款3000元作爲調查補償費。
5月15日，譚建忠縣長第二次約見了王幸福，向王幸福通報了此前王幸福針對暴力征稅事件所提出的6條建議的解決處理情況，並聘請王幸福爲全縣農業稅徵管監督員，隨時可與縣領導交流情況。7月，他還領到了1200元的監督員工資。
目前，大部分鄉鎮把去年的罰款及扣押物資返還給了農民。不過，在王幸福看來，此事未了。他請求縣裏應該按照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於對涉及農民負擔案(事)實行責任追究的暫行辦法》(中辦發[2002]19號)處理相關責任人，對被打傷的農民按國家傷殘標準給予經濟補償、對虛假數字進行糾正，對個別拒不退賠款物的鄉鎮領導給予必要處分，但縣裏一直拖到現在也沒有正面答覆。這不能不令他心有塊壘。
政策再好，無人落實，等於沒有
“我搞調查不是想出名，實在是出於對歪風邪氣的義憤。”反思宜陽縣暴力征稅事件，王幸福至今感慨良多：說到底，原因在於一些鄉鎮幹部不善於宣傳黨的政策，甚至爲落實政策設置阻力。一些鄉鎮幹部不善於做羣衆工作，不善於和羣衆溝通，不善於調動羣衆的積極性，不善於關心羣衆生活、解決羣衆問題。個別羣衆的納稅積極性不高與鄉鎮幹部的務虛作風有很大關係。王幸福對記者說，中央的政策在哪裏落實得好，哪裏的羣衆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就高，幹羣關係就和諧，工作就好辦，信訪、上訪就減少，就會有水到渠成的穩定和發展勢頭。反之，人民羣衆對政府和領導就會喪失信心、誤解逐步加深，就會用上訪或信訪去尋求解決，最終可能連中央的政策也不相信了———因爲政策再好，無人落實，等於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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