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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議會報》記者阿納託利·阿尼西莫夫日前對民主德國最後一任領導人埃貢·克倫茨進行了專仿。2003年底，克倫茨獲釋。他現住在波羅的海邊一座風景如畫的小村莊裏。《議會報》刊登了克論茨的自述：
遍嘗柏林監獄的苦楚
德國的統一或許爲民主德國的經濟帶來了福祉，但對不少民德政治人物來說，卻是政治迫害夢魘的開始。
聯邦德國的當政者並不願意東西德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統一。他們一直試圖證明，民主德國的存在從法律上講是站不住腳的。從1949至1990年，民主德國一直被斥爲“莫斯科的保護地”和“克里姆林宮在德國的傳聲筒”。爲證明這一荒謬的說法，他們需要將民主德國的領導人定罪並關入大獄。從1991年起，被檢察院拘捕對我來說成了家常便飯，我的家中也經常被莫名其妙地搜查。警察局將我當做罪犯監視，不給我護照。我非但不能出國，而且活動範圍只限於柏林市內，後來才被恩准可以去梅克倫堡。
對我的審訊從1995年一直延續至1997年。1997年8月25日，法院判我6年半監禁，地點是納粹時期就惡名遠播的柏林莫阿比特監獄。幸虧律師的協助，在最高法院最終判決出臺前，我着實享受了一段難忘的自由時光。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聯邦法院在1999年11月9日，也就是柏林牆拆除10週年紀念日當天，批准了對我的判決。2000年1月，我再度被捕，在獄中蹉跎了4年時光。我向德國各級法院提出上訴，卻被一一駁回，後來我又告到了歐洲法院，不幸的是，法院站在了德國政府一邊。
12年來，柏林的監獄我差不多都蹲遍了。在莫阿比特，我受到了最嚴苛的“禮遇”：不足9平米的陋室，每天23小時的禁閉，只有1小時的放風時間。德國沒有政治犯，我只能跟刑事犯關押在一起，沒有書報，沒有電視，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獄方專門給我派了個心理醫生，這簡直是對心理學的濫用。只有他確認我對社會無害後，我才能外出工作。後來，我白天上工，晚上回監獄繼續服刑。
誰出賣了民主德國？
民主德國不復存在已十餘年了，最近有人卻突然開始研究誰是它的掘墓人。
我並不認爲民主德國的消亡是個人出賣的結果，畢竟歐洲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已不復存在。這有其歷史及經濟根源，是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造成的；何況，民德原本就是冷戰的產物，冷戰一旦結束，它必然失去存在的土壤。當然，民主德國的消亡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因素。民德的許多國民，包括我，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揹着我們與聯邦德國做交易心懷怨恨。民德終於落入聯邦德國手中，這令西方歡喜雀躍。而民德人只是覺得被愚弄，他們意識到，與蘇聯多年的蜜月關係已走到盡頭。
戈爾巴喬夫曾表示，他與聯邦德國達成協議，不迫害原東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及情報人員。我們會面時，他親口告訴我科爾答應了他的請求。但後者一直拒絕承認。在審訊我的過程中，我要求戈爾巴喬夫與科爾出庭作證，但遭到拒絕。現在想來，這是錯失了用法律手段還歷史清白的難得機會。
有報章披露，戈爾巴喬夫曾在一次私人談話中透露，如果他事先知道德國統一社會黨部分領導人要求昂納克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就不會支持德國統一了。
但事實並非如此。戈爾巴喬夫對民德內部的情況瞭如指掌。我和黨內其他同志當時都將蘇聯視爲我們最好的朋友，將所有情況向其彙報。昂納克與戈氏的關係一直劍拔弩張。昂納克曾當着戈氏的面，指責蘇聯的政策是錯誤的。或許，戈氏對此一直懷恨在心。我在1989年跟戈氏舉行過4小時的會談，就民德當時的局勢、兩德關係等進行了尖銳的交談。後來，戈氏出版了他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的會談紀要，我們的那次談話卻沒有收錄進去。他當時明確告訴我，德國統一不在他的日程安排中。我們還提到科爾在耍兩面派。顯然，作者是刻意將這一重要章節隱去的。
親情與信仰相伴晚年
出獄後，我一直住在波羅的海邊的這座小村莊。這裏有我難忘的童年記憶。也是在這裏，我邂逅了我的妻子，我生命中最愛的人。我們的婚姻非常幸福，她是教德文和算術的老師，卻在德國統一後被勒令不得從事教學工作。因爲她被指控反對過戈爾巴喬夫，而反戈氏就意味着反改革，這樣的人不能從事教育工作。事實上，我夫人在戈爾巴喬夫訪問民德期間一直陪伴賴莎，與戈氏夫婦的私交相當不錯。將這一罪名扣在她頭上，的確匪夷所思。
如今，我們都已經退休在家、安享晚年。兩個兒子早已長大成人，老大年近不惑，是電腦專家，小兒子在電信公司任職，長孫18歲。雖然我一生歷盡坎坷，目前的退休金並不豐厚，但有愛妻相伴白頭，有子孫承歡膝下，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經歷了人生的種種榮耀與磨難之後，我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社會主義信仰。羅莎·盧森堡說：“要麼是社會主義，要麼是野蠻強權。”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漫長的。民德的社會主義模式雖然失敗了，但我認定社會主義的理念本身是正確的，資本主義並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必然有新的社會形態取而代之。我對此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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