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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體制上防範災難性事件
《安全生產法》應明確政府的安全生產責任
上海：公共安全應急體系在考驗中完善
當代中國因巨大的社會變遷，正在進入一個風險社會甚至是高風險社會
7月14日7時，湖南省湘潭市雙扶煤礦運輸系統進行提升時，因電纜折斷，造成電纜短路起火，導致井筒木支架着火燃燒，使當時正在井下作業的95名礦工被困。
事故發生後，當地政府緊急組織救援，有92人被擡出礦井，其中18人被送往醫院救治，6人已確認死亡。
因井下情況惡化，17日搜救工作被迫停止，尚困在井下的3名礦工生還希望渺茫。
專家稱，如果下去搜救就必須越過火災區域，但大火已使通往井下600米的井洞處充滿了大量有毒氣體，其中一氧化碳超標達兩百倍。
目前，正在醫院治療的礦工中有6人因在井下被困超過10個小時，現在仍處於昏迷狀態，情況較爲危急。
近年來，礦難事故頻仍，記者在網上搜索“礦難”一詞，顯示188000條相關網頁。
今年春季，《瞭望》新聞週刊發表文章稱，中國已經進入安全生產事故的多發期。文章說，通過對一些國家安全生產形勢的分析，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1000美元～3000美元(1美元約合8.25元人民幣)這個區間，是公共安全事故的高發期。中國目前正處在這個階段。這篇文章說：“事實好像也印證了這一點”。
另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7月13日公佈的最新數據，2004年1～5月，全國共發生各類事故366159起，死亡52719人，其中，工礦商貿企業共發生傷亡事故5164起，死亡5693人。
“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發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頻發的導致重大傷亡的災難，看上去似乎並不相關，但它們在本質上是有聯繫的，共同預示着一個高風險社會的來臨。”中國人民大學著名社會學家鄭杭生教授和洪大用教授如是說。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路路認爲，當代中國社會因巨大的社會變遷正在進入一個“風險社會”甚至是“高風險社會”，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中國對社會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長，但應對風險的機制不健全、應對風險的能力不足
“一個小村莊被山洪衝了，沒有多少人知道，但城市與村莊不一樣……以前停電，點上蠟燭就行了，可現在停電就意味着停水、停地鐵、停電梯等等。人們已很難想像一個沒有電的城市會是什麼樣子。”李路路教授說。
他認爲，城市的社會公共安全包括衛生、交通、通訊、環境、日常生活、商品供應、社會抗爭活動、破壞社會秩序等多方面，這些都可能會威脅到城市公共安全，進而加大城市社會風險。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教授呂斌說，中國正在進入“高風險社會”，這是城市化帶來的。
從1990年到2002年，我國城市化水平從18.96%提高到39.10%。從總體上看，我國城市化水平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已經進入“加速階段”。
世界銀行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在未來的二十年中，就中國繼續發展而言，中國的城市發展將是最爲主要的政策之一”。
洪大用教授把中國目前的城市擴張比喻成“攤大餅”。他說，中國正處於城市化加速時期，城市社會內部發展、失衡和社會分裂，以及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使得城市發展面臨整體性風險。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正在成爲落後鄉村包圍着的“孤島”，而且，這個“孤島”內部缺乏有機的整合。這種只重視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的“失衡”對城市本身就是巨大的威脅。
他分析說，從總體上看，中國城市社會的風險具有人爲風險特徵，很多城市安全事故的出現是與人的活動密切相關的。最根本的原因有兩點：第一，城市作爲人工環境，本身有很強的脆弱性和很大的安全隱患；第二，城市規模迅速擴大與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管理水平之間的差距很大。經濟力量和行政力量共同推動了城市發展，但是，城市管理與規劃部門對於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準備不足。
2003年11月3日、2004年4月13日，湖南省衡陽市發生衡州大廈特大火災坍塌事故、衡州大市場失火。半年之內的兩場大火燒出了城市消防安全建設中的“欠賬”：市規劃局對建築消防通道安全隱患進行了地毯式清查，共查出301處隱患，需要開通消防通道而拆除的建築7.1萬多平方米，圍牆3029米。
某直轄市消防總隊統計，該市至少要配套108個消防站，但實際的消防站建設率只有50%。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認爲，城市人口大規模集中，基礎設施總量不足，是城市發展中存在的根本問題之一，但城市在行政管理上也存在問題。有了設施還不行，還必須有政府進行協調。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能認爲，中國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安全問題，是凸顯我國社會整體安全狀況的一個縮影。
劉能列舉了城市化過程中最突出的六大社會安全問題：貧富分化加劇，衆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會尊嚴安全受到威脅；社會治安狀況惡化；食品質量降低，衆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脅；SARS、艾滋病、性病等高強度傳染病暴發和流行；生態惡化及災害應對機制落後；危機預警和監控機制欠缺，行政執法監控出現漏洞，以及危機處理操作不當而導致的人爲社會安全危機。
專家們認爲，“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諸多安全隱患，但確保社會安全的準備並不充分，從而加大了風險威脅”。
負責危機處理的機構分割嚴重，配合生疏，很難協同作戰，信息共享
在SARS暴發期間，北京曾出臺一項措施，就是不讓農民工回家。這對農民工數量有限的大企業來說或許能貫徹執行，但對衆多的中小企業如飯館、髮廊、小賣部等來說則很難，因爲那裏沒人管農民工，也沒人能夠管得住。
李路路教授據此分析說，從SARS暴發看，中國城市社會還沒有有效的應對辦法，因爲中國整個社會的基礎已經改變了，過去那種非常嚴密的控制體系已經失靈。簡單地說，過去的辦法不行了，而新辦法還沒有。這就是中國城市在應對公共安全問題上存在的根本問題。他說，就拿北京這次強降雨導致交通癱瘓來說，難道人們不知道要下雨嗎？知道。但是，人們事先並不知道雨後是什麼樣子。
李路路教授認爲，一方面，城市既是一個有組織、高效率的社會，也是一個很脆弱的社會。城市化使更多的人相互依賴而共同生活在一起，城市各個部門相互緊密聯繫。假如哪個環節有問題，就會導致整個城市的癱瘓；假如城市人口分散居住，城市的社會公共安全相對就要好一些。
另一方面，城市社會裏的很多風險原本就已經存在，但一個成熟的社會，都應有一套相應的應對風險的機制。可是，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是，從控制論的角度來說，一方面，原有的社會控制體系已經實效，而新的控制體系和應對危機的能力都尚未建立起來。這本身就是對城市社會公共安全的直接威脅。比如，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國死了那麼多人，整個社會仍然能夠被有效控制，但去年和今年的兩次SARS危機則非常明確地表明，中國原有的社會控制系統已經失效。
公安部消防局的一位負責人說，我國處於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各種火災隱患還未得到有效控制，必須加快健全火災救護的應急機制，才能爲經濟建設和羣衆生活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芬蘭的緊急響應機制，可以在半個小時內讓全國的人鑽入地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火災預警機制還相當落後。
呂斌教授認爲，城市越大越脆弱。從公共安全的角度來說，在對城市要求越來越高效率、高精確率情況下，一個小螺絲可以導致整個體系崩潰。一方面，城市擴張得很快，大規模的人口集聚，在開發物業的同時，基礎設施沒有跟上，在中國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很大一片住宅小區沒有排水系統的現象，開發商只管蓋房子，不管配套設施，這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即使配備了基礎設施，還需要考慮其負荷能力。房子蓋多了，積水往地下滲透的能力就會減少，這樣就會出現安全問題。
洪大用教授說，“不負責任”的心理和城市建設的急功近利心態是城市風險防範失靈的根本原因。這樣管理城市，必然要使中國城市化付出比其他國家更大的成本，包括社會資本、社會正義和社會進步方面的巨大損失。
在談及北京、上海等地的暴雨危機處理時，劉能副教授認爲，“一個明顯的缺陷，就是合理的危機監控和處理機制尚未建立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了，其知識儲備也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在處理危機時，我國負責社會危機處理的整個國家行政機構，相互之間分割嚴重，配合生疏，部門利益保護傾向嚴重，很難達到危機處理所需要的協同作戰和信息共享程度。
據瞭解，去年底開縣發生井噴事故時，有些羣衆不是緊急向外跑，而是站在那裏看熱鬧，感覺不舒服時，想跑已經跑不動了。這個建在村莊周邊的氣井，並沒有制訂出現事故時如何應對、如何組織羣衆撤離的預案。
記者還了解到，某市近年來頻頻引發火災的以街爲市、堵塞消防通道的問題，在整改時各職能部門往往相互推諉。去年8月發生火災時，救火的有關部門都到了場，卻很難形成整體效應，僅調運一個消防泵就花了半天時間。還有一些易燃易爆的高危行業，幾乎所有的審批環節都有單位管理，但到了火災預防階段卻沒有部門落實。
劉能總結說，中國的危機處理系統跟不上危機爆發的腳步。他認爲轉型期中國的社會公共安全，目前處在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面臨重重危機，但危機處理機制卻不盡完善，危機對應策略的生產仍舊處在跟不上危機發展腳步的態勢之中。
公共安全事務絕不是政府單方面的事情，政府和民衆都有責任
洪大用教授說，社會安全問題具有突發性特點，不容易預測，但容易引起傷害，但城市的安全風險是可以降低的。那種簡單地在城市裏劃分商業區、生活區、生產區，未必是好的做法，如果把人們的居住、購物、就業等儘量放在一個區域，這樣就可以減少城市流量、降低城市社會風險。
呂斌教授還就城市安全問題提出四大建議：第一，在城市設計規劃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安全因素，要在關鍵節點上增加安全係數，如果多花錢能確保整個系統的安全，是值得的。第二，城市化的規模、速度要理性。現在很多問題都與城市發展速度太快有關。第三，中國城市開發商一定要分擔基礎設施建設，不能靠政府單方面投入。第四，加強平時對安全系統的管理、維護和建設。
呂教授說，中國城市化在急劇發展，這讓政府有些措手不及。現在強調“科學的發展觀”是有道理的，否則，就又會導致一大堆隱患，這纔是真正可怕的。北京和上海還算是好的，外地的城市問題更嚴重。有些在經濟過熱中進行的城市建設，其真正的問題還沒有暴露出來，也還沒有到時候。因此，真正的安全隱患暴露的高潮尚未到來，“但願我們的學費不要一次又一次地交”。
劉能認爲，在解決這些社會公共安全問題上，政府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首先，要建構起覆蓋面廣闊的社會安全網；其次，要加強危機應對方面的立法建設(如食品安全問題和環境安全問題)；第三，政府的危機管理的主觀願望和客觀能力都應該有較大提高；第四，要建立起各部門聯動、信息和資源共享，重視專業知識在控制危機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呂斌教授也認爲，城市公共安全事務絕不是政府單方面的事情，政府與民衆都有責任，整個社會必須有一個很好的、暢通的網絡。不過，在危機預警發出後，市民一定要理性。從道德上看，不要驚慌，要謙讓。搶車、搶路，爲快幾分鐘而阻塞整個交通，這是很糟糕的。相助與自助一定要結合起來，比如，市民參加自助、他助、社區、志願者等等，只有漸漸形成一個有凝聚力的社會，大家纔會覺得更加安全。
洪教授說：“生活在充滿風險的中國現代城市，普通市民應該強化風險意識，對自己的行爲進行必要的約束，並積極參與和支持風險防範和管理工作”。
名詞解釋
中國社會轉型期
中國社會的轉型表現爲結構轉型與體制轉軌的同步啓動，即在實現以工業化、城市化爲標誌的現代化的同時，還要完成從以計劃經濟爲特徵的總體性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爲特徵的多元化社會的轉變。這樣一種轉變過程大致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到現在還遠未結束，其基本趨勢是市場化、流動化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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