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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的節目當中，鄧小平的家人一起幫助我們敘述了鄧小平作爲一個普通的人方方面面的故事，但是偉人畢竟爲偉人，在今天的節目當中，他的家人將幫助我們一起來解讀偉人之所以爲偉人的理由，首先讓我們從鄧小平的逝世開始說起。
小平逝世
1997年2月20日。早晨起來，所有的電視和廣播裏傳出了同樣的聲音：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發表《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我們敬愛的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併發肺部感染，呼吸循環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於1997年2月19日21時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許多人在回憶當年小平逝世時的情形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平靜”兩個字-——與21年前毛主席離開人世相比，鄧小平離世給社會帶來的震動要小得多。沒有全民的哭泣，沒有過度的緊張和過度的輕鬆，軍隊沒有進入緊急狀態，機關照常工作。。股市只有在18日下跌，以後連續幾天一直呈上升趨勢。
自己的離開沒有給國家帶來什麼震動，這正是鄧小平的希望、也是鄧小平晚年多種努力的結果。
從80年代後期開始，鄧小平就在爲自己淡出政治舞臺做準備，90年代初，平穩地完成了權力交接，新一代領導集體隨即完全挑起了領導中國的重擔。
小平希望自己的人民能夠平靜地面對自己的離開，作爲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他也早已多次對親人他表達了自己豁達的生死觀。
1997年3月2日，依照小平同志的遺願，親人們將他的骨灰撒入了他摯愛一生的大海——鄧小平革命生涯的起錨之地也成了他最後的歸宿…
主持人：大家當然很關心，現在你媽媽的身體狀況怎麼樣？
鄧林：我媽現在挺好的，我媽媽心態平和，她說了，國家也有人管了，你們也都成才了，我的任務就完成了，所以對我們，因爲我們都沒給我媽闖什麼禍，我媽也特放心，所以她就每天聽她的京戲，聽評書，《三國演義》、《紅樓夢》。
主持人：但是老人家剛走的那段時間，你們是不是想盡辦法讓媽媽儘快能緩過來？
鄧林：因爲我爸爸病了很長時間了，他去世的時候我們還是有思想準備的，我媽媽這個人很豁達，跟我爸爸一樣，包括我們這些子女，我們也跟我爸爸學了，就是生死關我們認爲是非常豁達的。我爸爸說過，人有紅白喜事，紅喜就是結婚了，白喜就是70歲以後去世，所以對生死他看得是很淡的。死了以後，說怎麼樣處理，最後我爸爸說就把骨灰扔到馬桶裏衝了，後來我們大家說這不行，不大尊敬，後來我媽說種在樹底下，放到樹底下當肥料，還可以當肥料，我說那也不行，上面的果子我們不敢吃了。我爸爸喜歡游泳，他也有這個願望，我們實際上最後把他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主持人：大姐，正好說到這兒了，你看我這兒還合了一頁。2月19號。
鄧林：2月19號走的那天。
主持人：老人家走了之後，你媽媽，還有你們所有的子女共同給江總書記和黨中央寫了一封信，關於身後事的問題，不搞遺體告別儀式，追悼會在火化後舉行，家中不設靈堂，捐獻角膜，解剖遺體供醫學研究，不留骨灰。根據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把骨灰撒入大海。這是老人家的意願還是家裏人在老人家走了之後，臨時定下來的？
鄧林：這個是老人家定的，絕對是我爸爸自己定的。因爲剛纔說了，這麼也不行，那麼也不行，最後就是撒到大海里，那就撒到海里面。當時我們家在這點真的很統一，不需要更多的爭論，老爺子怎麼說就怎麼做，而且我父親的後事辦得越快越好，不要給所有的人添麻煩，我媽媽當時還提出一條，就是說你們給中央提要求，只能比中央低，不能比中央高，要求要低。這樣，其實也是我父親多年的教育，我媽媽的教育，我覺得我們孩子們在這個事情上尊重父母，我們認爲還是做得比較得體的。
主持人：阿姨，從妹妹的角度來說，比如說骨灰撒大海，因爲以前周總理也有過囑託，真是關係最好的兄弟倆，連舉措都一樣，但是當要捐獻角膜，還要解剖遺體這樣的意願也要寫進來的時候，我不知道您當時怎麼想？
鄧先羣：我覺得小平他肯定這樣做，他活着爲了革命事業，把一生貢獻出來了，在他去世以後，他也願意做出自己最後的貢獻，因爲咱們的醫學需要往前發展，需要往前走，需要很多東西來做試驗。他對生和死的問題看得很淡，他從來沒有說自己要留着，哪兒去供起來，而且他對那個，他過去說過，他對修紀念館都不同意，他說人都死了，還修什麼紀念館，還立什麼碑。他的觀點就是這樣的觀點，他覺得儘量少給人民增加負擔，多爲人民奉獻一點，所以他最後把他的遺體捐獻出來，我覺得這是非常順理成章的，沒有什麼疑問。
主持人：在你們的印象中，老人家是集中交代過後事還是零零星星你們記着？
鄧先羣：沒有集中交代過，從來沒有。
鄧林：就是在家裏聊天、談話的時候把他意願說出來了。
主持人：等於你們最後家裏開會的時候是把老人零零星星說的意願變成了這封信。
鄧林：對，變成了實際行動。
鄧先羣：給中央的這封信。
主持人：面對這封信的時候，當時你們晚輩是旁聽？
眠眠：我們暫時沒有發言權，需要旁聽，但是我們也跟長輩一樣，我們都覺得沒有什麼，捐獻角膜，解剖遺體，因爲我們從小受的教育都是一種科學的方式來對待生死的問題，而且我們家裏知道中國很多家庭有忌諱，我們家庭沒有忌諱，所以在老人活着的時候跟我們談生死問題，我們也經常胡說八道的，都習慣了。
主持人：能公開的，不帶着忌諱去談。
眠眠：對，我們家裏從來都是這樣。
鄧先羣：生和死，尤其是死，不迴避，不忌諱。
眠眠：有的時候聽我們這麼談，因爲我們平時話語都很不在乎，說你們怎麼都這樣講，我們都習慣了。
主持人：地點的選擇呢？像骨灰撒向大海。
鄧林：也是他自己定的，不是剛纔說嗎，丟在馬桶裏也不合適，栽在樹底下也不合適，我爸爸就是，扔到大海里嘛，所以我們後來就根據他的遺願，把他和花瓣一起撒到大海。
鄧先羣：因爲他也喜歡大海。
鄧林：他喜歡海，他游泳。另外，他的革命里程也是從海里過去的，他到法國，先坐的海輪。
鄧先羣：走上革命的里程是從大海里走過來的。
鄧林：還是很有意義的。
主持人：真就一點都不留嗎？
鄧先羣：真不留。
鄧林：真沒留。
主持人：這個可能有的時候老百姓議論的時候還說，哎呀，撒向大海，象徵性的，但是家裏人應該留。
鄧林：我們沒留，一點都沒留，包括他的衣物我們說都燒了，還不留，但是每個人還是偶然的，也不經意的有那麼一件，這回一說要貢獻這些東西，我們家翻箱倒櫃地找，因爲都燒了。只是後來這個人不經意留了這麼一件，那個人不經意留了那麼一件，有點，還有我媽媽，說爸爸不穿了，這個給你，那個給他，在我爸爸的櫃子裏就留下了。
主持人：阿姨，老人家是因爲性格中一直就想得開呢，還是因爲經歷了幾起幾落之後變得想得開？
鄧先羣：我覺得他這個人性格就是這樣，他沒有爲自己的事情去考慮很多，他好像從來沒有爲自己的這些事情考慮很多，自己將來是什麼樣的歸宿，沒有考慮過，我覺得他沒有考慮過這些事情。不是因爲他幾起幾落，他都沒考慮過，他都是一樣對待。
鄧林：我爸爸這個人，如果說我們當時生活當中就知道他多偉大，這個是不真實的，就是說我父親這個人，我們覺得他就是父親，我們每天看到他，我曾經有過一個想法，就是想照鄧小平的一天，但是觀察一天的生活太規律了，每天都是這樣，好像也不大好照，最後我這個心願沒有完成，我也覺得挺遺憾的。結果他的生活非常規律，你感覺到很普通，而且他當時做那些事兒我們還不知道，比方說什麼包產到戶，責任承包，又是兩個凡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討論，反正當時就看報，我們也是在單位學習，但是跟我爸爸就很緊密地聯繫，可是他起了多大作用，中國的思想史上和歷史上佔了多大地位，我們全搞不清楚，只是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來細細地品味我爸爸，真覺得他還是挺偉大的。這個偉大不是說他做了多偉大的事情，我們真正覺得他偉大就是我爸爸真的無私，真的無私，所以他才真的無畏。他不把做官看作一個什麼了不起的事，只是在一定的位置上他應該做好那個位置該做的事情。我覺得我父親一生的追求其實有一個脈絡，這個脈絡就從他坐着船，首先在學校可能也聽到周圍一些比較革命的道理，那就很淺顯了，坐着船到了法國，是爲了學習工業，學習科學，學了技術回來報效國家的，因爲國家那個時候已經千瘡百孔，到了那兒以後，我爺爺那家雖然是個地主，但是是破落地主，沒有錢給他了。他也就在那邊就沒錢了，沒錢就幹活，是工人階級，所以你說他是什麼出身，是地主，但實際上他是工人，當了各種各樣的工人，麪包工人、鋼鐵工人、鞋廠的工人，好多，還有汽車廠，雷諾汽車，很多廠的工人，但是在這個時候同時他接觸了中國的革命前輩，比如總理，還有陳毅等等，還有很多人，李富春，這是我知道的，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也瞭解了法國的共產主義。這時候他覺得只有共產黨可以對中國這塊土地的問題對症下藥，所以我覺得他順理成章走入革命道路，他的一生的目的就是爲了國家強盛，人民富裕，中國再也不受外國欺負了，不能老處處捱打，所以到最後我們搞改革開放，一國兩制，香港順利迴歸，爲了什麼？就是讓中國強盛。
主持人：有一條主線。
鄧林：有一條主線，讓老百姓富裕，說到底，爲了我們國家，爲了我們人民，該做的他就去做，不該做的他就不去做，該鬥爭的要鬥爭，該堅持的要堅持。
主持人：該堅持的事情哪怕有時候會影響自己他也堅持。
鄧林：比如說吧，很簡單的一個，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當時提出這個問題來的時候經過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了很大的錯誤，大家對毛主席意見很大，包括我們子女也有這種傾向，我父親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太正確了。因爲如果中國人失去了一個主導思想，中國會亂的，所以我事後來想力排衆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覺得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我覺得爲什麼？他無私，他不是爲了我個人，不是爲了我鄧小平當官，也不是爲了怕誰打倒我，包括後來，他也說過這樣的話，說打倒鄧小平，沒有關係，沒有人說打倒改革開放，所以他的心不是想他自己怎麼樣，他只是想着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
主持人：談到老人家不能不談到晚年的一大亮點，而且這一大亮點是歷史性的，1992年的南巡，在昨天的節目當中您也說過了，說退了之後老人家原來上午9點還看文件都不看了，會看新聞等等，可是1992年爲什麼老人家走上了南巡的道路，當時你們有預感嗎？
鄧林：我沒預感，起碼我沒預感。大家討論說今年該去哪兒，因爲我們總要動員爸爸去走走，總要讓他腦子輕鬆一下，他老在想事兒，不停地想。討論半天，後來我爸爸說就到深圳吧，一路坐着火車去了。
小平南巡
1997年1月17日，一列火車從北京開出，向着南方奔馳而去。
這是一趟沒有編排車次的專列。乘坐這趟專列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位普通公民，當然他是一位絕不普通的普通公民——鄧小平。誰也不會料到，這趟專列的南方之行將會載入史冊並帶動新一輪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加速發展。
由於時間正值寒假，春節也即將來臨，喜歡跟家人在一起的小平於是攜全家一同南下，鄧小平的家人們也因此見證了那些推動中國改革進程的歷史性時刻。
現場：鄧小平：
1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逐步的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動搖不得。
2我們耽誤了幾十年,不耽誤這幾十年，我們現在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不能再耽誤了。
3要發達起來，中國窮了幾千年了，是時候了，不能等了。
4好(希望科學工作者)出把力，要擺脫落後被人欺負的局面。
5越新越好，越高越好，我高興人民高興，還有中國這個國家高興…
主持人：整個南巡之路，後來我們看包括電視片，包括看一些文章等等，感覺老人是激情澎湃，有一種東西在燃燒。
鄧林：說老實話，那一次我跟着爸爸走，我最激動的一次是在深圳講，然後從深圳坐船到珠海一個小時，整講了一個鐘頭，我們說這老頭這麼大年紀了，讓他歇着吧，跟他說，爸爸你歇一會兒，停一停，好好，這邊剛停一秒鐘又開始講。他自己也激動，非常激動，他就是那種急切地想看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急切地想把中國再推一把，再往前走。因爲我爸爸確實在家裏說過多次，就是說歷史不會給我們中國很多機會，現在有了這個機會，如果我們不緊緊地把它抓住，我們就對不起我們國家的人，就是他非常看重從文革以後這一段，1979年以後的改革開放，這一段的國際環境和國際局勢，爲什麼？由於各方面的原因，給了中國一個充分發展的機會，這個機會如果我們不抓住，真是遺恨萬年，所以我爸爸頭腦非常清醒，他自己雖然退休了，但是國家的命運他還一直掛在心裏，他希望國家不要走回頭路，他希望再推新的領導人一把，再幫助新的領導人再推一推，我覺得他真是全心全意，不是爲了自己。
主持人：你們那一路上應該也很矛盾，比如昨天的節目大家知道，平常老人家在家裏話不多，但是說句實話，我要是沒聽你介紹，我可不相信老人家話不多，因爲南巡的時候話非常多，而且句句是很經典的。
鄧林：而且真的是句句經典，他每一個問題，每一個東西都是非常好的總結，我覺得我爸爸是特別高級的在哪兒，他用最普通的話說出來最高級的理論，用老百姓都瞭解的，比如說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這是很淺顯的道理，比如摸着石頭過河，不容易摔跟頭，容易準確，別淹死了。這些是很簡單的道理，但是用的摸着石頭過河實際上就是實事求是，所以他來形容這些很重要的理論。還有比如說不要爭論，他說這是我的一大發明，不要爭論，對了就堅持，我們就去做，對了堅持，錯誤去改，我覺得很多。當然我的思想比較淺，我舉的例子可能是老百姓最容易懂的那些，但是實際上他那裏頭很多真的是非常好的。那一次我們作爲子女在那塊，他也很激動，說得我也很激動，一直說到珠海，從珠海又說到上海，然後到上海還一定要去看夜景。我覺得我爸爸這個人真是全心全意地，把他的一生，把他所有的心血貢獻給他自己心愛的祖國，貢獻給他心愛的人民。
主持人：但是那個時候老人家其實年歲已經很大了，說這麼多的話，而且顯然是在清晰的思維的支配下來說，會不會這一路上非常地耗神？
鄧林：挺耗神的。回來我們後來就感覺到，他的精力就不如以前。所以爲什麼纔會有這種，他耗盡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一直關注着國家的命運。
主持人：一趟下來回到家話少了，疲憊了。
鄧林：確實是比較累。
主持人：你們也不好勸了後來，你們一被感染起來也不好勸了。
鄧林：勸，他不聽，勸不住。就到了非說不可，一定要說，一定要說完。
主持人：阿姨當時……
鄧先羣：我在工作崗位上。
主持人：老人家回來之後，在家裏頭有沒有聊起過這段？
鄧林：不怎麼說。
鄧先羣：講過一次，那是第二年，我二哥到北京來看我大哥、大嫂，到家裏以後，弟兄兩個聊天，聊了一上午那天，聊起這個事情來了，就聊起南巡講話的事情，後來他說，有些話嘛想說，就說了，我二哥就談南巡講話的體會，有些話想說就說了，回答得很簡單。那些聊了一上午，我二哥也挺感慨的，大哥，咱弟兄倆從來沒這麼聊過天。
主持人：一上午。
鄧先羣：一上午，那天上午散步，10點鐘散步都沒散步，一直聊到中午吃飯，後來我大哥就說了，過去的話都給外國人講了，要見一次外國人，幾天以前都在思考，如果他們講些什麼東西，過去很多話都是通過外國人來講的，所以我二哥還是挺能夠理解的，本來弟兄這麼些年，幾十年，我二哥今年已經93了，那時候已經80多歲了，老哥兒倆，從來沒有這麼聊過天。
主持人：這個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大姐，等於說這麼大的一件事兒，歷史性的事件，走之前你們也沒有什麼預兆，回來之後老人家也基本不談了。
鄧林：對，我爸爸這個人他不愛說話，他從來不發聲明，說我要出去幹什麼。
主持人：除了南巡的時候不愛說話。
鄧林：對。必須到那兒，到那個節上，他該說的他一定說。
主持人：說到“爲人民服務”，人們馬上會想到毛主席，想到周總理，然後到了老人家這塊變成了“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平常生活中你們觀察，老人家比如說生活中有的時候有很多苦，這兒遭災了，那兒出事了，誰的日子過得不順了，會不會寫到老人家臉上去？
鄧林：我覺得我爸爸這個人，他真的是什麼都不寫在臉上，但是他絕對有他的行動，他考慮的事，我記得有一回，我們就說看什麼《今夜有暴風雪》，他忽然說了，他也看電視連續劇，看完了以後他就回憶當年，說我們真的花了很大的精力來考慮這一批青年，怎麼解決下鄉的知識青年的問題，怎麼樣讓他們回來，然後包括高考，還有學校招生，中學、大學，這一系列的教育制度的恢復和改革，所以我覺得，他想過的都是每一點每一滴都是人民的事情。
主持人：眠眠，有個問題我不知道這個答案會是什麼，你替爺爺捐過錢嗎？
眠眠：我沒有自己去給爺爺捐過錢，但是因爲我們都工作以後，也有一個慣例，因爲爺爺每年都會給希望工程捐一點，所以我們都從自己口袋裏拿一些充數，一起就捐過去了。
主持人：據你們的瞭解，整個老人家捐過多少次錢，他往往是因爲什麼事兒要去捐錢？
鄧林：它爲災區、殘疾人、貧困地區捐過，要不然我們全家，大家湊份子，要不然就是我爸爸媽媽那點錢，然後我爸爸去世以後，我媽媽還接着捐，反正他們的錢差不多都捐光了，可以這麼說，沒多少存的，我們還勸媽媽，你得留一點，不行，都捐，要不是老同志困難，捐給老同志，反正我媽媽這個人就是心腸好，誰有難處她都幫。但是我媽媽和我爸爸捐都不願意聲張，所以讓祕書去寫一個老共產黨員，結果被捐的人覺得挺奇怪，跟着他們，跟着跟着就跟到我們家了，最後知道原來是他們老兩口捐的。
主持人：就那次希望工程。
鄧林：對，希望工程，這才查出來，要不然他們也弄不清楚是誰。反正捐錢捐物，但是最大一筆捐款應該是我父親生前，他出《鄧選》有一筆錢，80萬，這兩年存到一百萬，我父親生前就明確說過，這一筆錢我要捐給教育事業，所以這一筆錢，我們家誰都沒有動，存到現在一百萬了，正好今年是我父親百週年，我們決心一定要把這個事推下去，所以一百萬做了一個盒，做了一個青少年的發明創作的一個基金會，來獎勵青少年，有了自己的發明，自己新的創造，鼓勵國家科技往前推，已經由共青團來總抓這件事情，然後把這個基金做下來。
主持人：這就等於說。
鄧林：我父親捐的最大一筆錢。
主持人：也沒給你們留下其它的什麼了。
鄧先羣：留下的東西多了，不是錢。
主持人：我說的在錢方面、物質方面就沒了。
鄧林：錢沒有了，我父親也不希望我們要這筆錢，因爲錢不能給子女帶來什麼幸福，我覺得我爸爸一生中對子女的教育，遵循的就是給他們本事，教育他們成才，多少不在乎，能養活自己就行，當然，我爸爸也說過這樣的話，就是我們家的人沒有大出息，也有中出息，有小出息，我們也是按照這個做的，能有點大出息，就做多一點事情更好，像我弟弟，他也不算最大的出息，算箇中出息，做個殘疾人事業，像我們這樣的，就是有小出息，能在自己的崗位上，自己的職業上，能有一點小小的成績，這我父母也會滿意的。
主持人：到眠眠他們這一輩呢，是準備大出息了？
眠眠：我們盡力而爲。
主持人：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作爲鄧家的後代，在面對這樣的時代中會不會有壓力？
眠眠：壓力從小就有，我們都習慣了，因爲別人看的眼光肯定會不同，包括來自家庭的壓力，因爲當知道自己是爺爺的後代，這種壓力肯定是不同的，因爲你不僅代表你自己，還要代表這個家庭，你所做的事情，你所說的話不僅要受別人眼光的矚目，也要受自己家族的這樣的一種內在的動力，爺爺給我們留下的最大的財富，可能就是在他平常一些不經意的日常瑣事裏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人格的東西現在一直激勵我們。
主持人：這個話題我看大姨一直在特認真地聽，最後終於點頭的，考試合格了是嗎？
鄧林：現在合格了，將來還要繼續努力，這是叫科學的方法。
主持人：我得反過來問了，大姐這麼多年作爲鄧家的孩子，尤其又是老大，會經常告訴自己內心，我必須是怎麼樣，我必須什麼能做，什麼事不能做，是否是經常會跟自己說？
鄧林：會的。因爲說鄧家的孩子有沒有壓力，個個有。
主持人：不光是他們這一輩了。
鄧林：他們那輩我覺得還不如我們這輩多，我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會有社會輿論，或者社會壓力，尤其當你是這麼做的，別人非要說成是那麼做的，心裏還是挺委屈的。具體到我來說，我是畫畫的，美術工作者，可能會有人覺得，我的畫都是因爲你爸爸，我有的時候也覺得有一點委屈，但是想想，我父親對我們的人格的影響，對我們精神的，對我們思想品德的影響非常大，這對我們來說是受益不淺，一輩子受益不淺。我覺得羣衆有些誤解，這個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是有一條前提的，就是說只要我們自己去努力把握自己的命運，做到我們自己該做的事情，我們就問心無愧，其他人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不管了。另外一個，我覺得我們也確實時刻要提醒自己，我們不能給我父親這光輝的一生，因爲子女的不當，給他抹黑，絕不能幹這種事，我是這麼想的。
主持人：這是一把尺子。
鄧林：這是一把尺子，這兩天我聽我弟弟妹妹講，其實他們也有這把尺子，反正不能給我爹丟人，就這一個想法。
各國元首對小平的評價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他的逝世沒有出現令人擔憂的社會震動，但是這並不表示他的分量不重。而是恰恰相反，世界各國領導人和世界輿論對他逝世的反應確認了這一點：
聯合國祕書長安南在一項聲明中說：
“鄧小平在中國這個朝氣蓬勃的時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美國總統克林頓得知鄧小平逝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句話是：
“鄧小平是過去20年裏世界舞臺上的傑出人物。”
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說：
“他是使偉大而古老的國家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改革宣告者和設計師。”
法國總統希拉剋在致江澤民的唁電中說：
“鄧小平將作爲中國過去20年發生變革的主要設計師載入史冊。”
一些國際新聞機構也給鄧小平以很高的評價。
共同社說：鄧小平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作爲同建國之父毛澤東並列的“中興始祖”肯定將名垂青史。
德新社說稱讚鄧小平：“把中國帶出了落後和孤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父”。
鄧小平逝世時已經離開領導崗位7年零3個月，他是一位普通公民。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政要發來唁電，聯合國降半旗，在此期間所有的國際重大會議都爲他默哀。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主持人：其實對於老人家來說，評價會在歷史當中，在我們的很多點擊當中都會有他非常正確的評價，但是作爲家人來說，我倒想一個一個地聽一下，阿姨先說，您怎麼評價鄧小平，您心目中的鄧小平是什麼樣的？
鄧先羣：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他無私無畏，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革命事業，他愛他的國家，愛他的人民，愛人民就包括我們這個家庭，我是這麼看的。
主持人：該您了。
鄧林：這個題目真的是太大太大了，真的是用一句話都說不完，今天我花一下午時間在說，我父親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其實我好多地方都沒說到，我爸爸是偉大的堅定的革命者，我的評價不大對，我覺得他是很高級的軍事家，他打仗挺有辦法的，因爲他有過多次的實踐，另外，他是一個建設者，對於祖國，對於我們這個國家，他不是去破壞它，他是力求全力的去建設它，把它建設得好好的，他熱愛祖國。
主持人：這句話非常重要。
鄧林：他熱愛祖國。
主持人：建設者是我第一次聽到的，但是你一說完之後，我立即就覺得說得很準。
鄧林：但是到底怎麼評價這個人，確實很難，他是一個革命家，一個軍事家，一個建設者。另外，他全心全意爲中國，這絕不是一句空話，爲中國，爲中國人民，爲這個國家，他可以爲了這個國家犧牲自己的一切，他無私無畏，他又有極高的人格魅力，他看問題果斷，看問題犀利，一針到底。另外解決問題不手軟，他也說過我們要兩手抓，他的很多話其實跟他的性格一樣，他工作不拖拉，非常守時，大刀闊斧，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我覺得一切都是因爲他無私，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有的時候一點點小事都可以看出這些。讓我去全面地評論，我覺得我可能還不夠全面，理論家並不夠全面，我就先說到這兒吧。
主持人：眠眠。
鄧林：最後一個說的是最難說的。
眠眠：是很難，我是想起，因爲我今天在路上也在想這個問題，我想起老子說的，上善若水，因爲爺爺這個人，說了這麼長時間，用水來我覺得可能是比較貼切，老子還這麼講，他說水因爲總是居於下，在下的地方，它跟任何東西都不爭，但是所有的萬物是離不開水的，所以我覺得可能這就是我爺爺一生的追求，他的追求可以說是非常地偉大的，但是他是一個沒有爭鬥性的人，他對於自己，他像水一樣，不求任何爲自己的東西，但他也滋養萬物，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這麼說，但是我相信他心裏應該也是這樣來給自己定的一個位置吧。
主持人：最好的德行要像水一樣，它可能無形，但是另一方面你又加進了一個，它看着是特別柔弱，但其實水要比石頭有力量得多了，不知道我理解得對不對。
鄧林：另外一個我還想說兩句，我覺得我爸爸這個人，其實我在出我父親那本畫冊裏頭也寫了，我覺得他是個人，他具有人的一切好的東西，他也會像所有的人一樣會有缺點，我覺得我不希望，我們家都是這樣的，不希望把他作爲神來對待，我們覺得不需要走上神壇，也不需要走下神壇，鄧小平就是鄧小平，他是老百姓的一員。
主持人：大姐，就把這句話當成結尾，他既不需要走上神壇，也不需要走下神壇，他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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