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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訴後的喜悅 |
2004年7月9日下午13時許，當日本廣島高等法院作出裁決：日本西松建設公司強擄中國二戰勞工案改判中國原告勝訴的消息傳出後，不僅令法庭內等待二審裁決的邵義誠、宋繼堯等5名原告激動不已，也使庭內外焦急期待消息的支持者沸騰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迅速通過越洋電話、電波、各媒體網站傳遍了全國，人們爲中國勞工案在日本的高等法院獲得改判、第一次取得勝訴而興奮，爲贏得了正義而感動。
在這次勝訴的二戰勞工索賠案中，原告78歲的邵義誠是天津人。當7月12日晚18：45，由日本福岡至北京的CA954航班在首都機場降落，邵義誠老人在義務協助其赴日訴訟的天津外國語學院教授修剛的陪同下走出機場時，迅速被歡迎的人羣和衆多的媒體包圍了。昨日，記者採訪了邵老和修剛教授，他們講訴了這一艱難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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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義誠老人與修剛教授走出機場 |
歷經苦難艱苦訴訟
專訪中國勞工邵義誠老人78歲高齡的邵老至今仍沉浸在勝訴的喜悅中，但一提到當年在日本的經歷便氣憤異常。
青島被抓做勞工
邵老說，1944年7月，他爲維持生計做小買賣去青島買菸進貨，不料剛下火車便被幾個人抓住關了起來，後來他和360名華工一起被裝上貨輪，運到日本幹活。船上生活極差，在船上有3人死亡，屍體被拋入大海。船航行7晝夜到達日本下關碼頭，從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邵老說，他們乾的活非常累，每天被強迫幹12個小時以上，任務是開鑿一條輸水山洞和修建安野水力發電站，開山炸石運石塊。華工飲食極差，每頓只有兩個小饅頭和點鹽，沒有菜，吃的都是豆餅面、蘋果渣等，還吃不飽。勞工體質太弱幹不動便遭毒打。一華工不堪忍受逃出，兩天後抓回被日本兵打得遍體鱗傷，躺了5天又被逼着做工。
日本人沒給發過衣服，勞工們衣不蔽體，更甭說禦寒，許多人患有腰腿關節病，有人脫髮、長疥瘡、拉痢疾，許多人落下終身殘疾。有了病他們不給治，送到病號房的十有九死，有的人還沒死就與死屍一起被扒光衣服拉走了。邵老也患上嚴重的疥癬病，病情惡化身體潰爛，眉毛和頭髮都脫落了，不能站直。1945年3月，邵老及部分無法幹活的華工，沒拿到任何酬勞，突然有一天被裝進卡車運回了中國。
邵老說，日本人虐待華工，工人們的反抗從未停止。一次，大家湊錢買頭牛準備殺了吃。不料，大隊長竟先把肉送給日本警察和看管華工的日本人。想到大隊長的惡行，幾十人衝上去將他活活打死，因此，16名華工被投進廣島監獄。1945年8月6日廣島原子彈爆炸時，因監獄位於爆炸中心，5名被關華工當場死亡，11人受傷。日本戰敗後，300餘名華工陸續登船回國。
邵老說，他雖活着回到家鄉，但母親因他被抓悲傷、操勞已去世。邵老也因嚴重病痛無法活動，夏天就睡在馬路上。他沿街乞討活了下來。爲把身體治好，他把房子賣掉治病。邵老找不到固定工作，他賣過報紙、當過泥瓦匠，靠打零工度日。
邵老結婚後，沒敢把被抓到日本這段經歷講給妻兒。文革動盪，他擔心被當做日本特務挨批，更是不敢說。但邵老對那段經歷刻骨銘心。
踏上艱難索賠路
邵老說，1996年，河北大學副教授劉寶辰突然來到他家。劉老師從1988年開始對日本強擄中國戰俘勞工問題進行調研，根據“勞工名冊”找到他。而在1993年8月，劉老師已幫助呂學文、孟昭恩兩位倖存華工代表360名受害者，在廣島和西松建設公司進行首次交涉。邵老說，他當時很高興，以爲平反昭雪的日子就快到了。沒想到，此後的索賠路程異常艱難。
數十次的交涉中，西松公司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1997年受害者收到西松公司完全拒絕受害者正義要求的通知：把中國人強行帶來是日本國策所爲，並非該公司行爲，公司應當免責；關於糧食、衣服的配給，公司在當時的情況下，已盡最大努力，一個月每個華工的伙食有30公斤糧食；此外，公司已支付過工人工資。邵老等華工異常氣憤，決定訴諸法律。1998年1月，3位倖存者呂學文、宋繼堯、邵義誠和兩位遺屬楊世鬥、曲訓先(病重，其子代替)5位原告，代表360名受害勞工向廣島地方法院遞交了起訴書。先後經過17次開庭，2002年7月，法院判邵老等人敗訴，主要理由是訴訟已超過日本民法規定的20年時效期。隨即，邵老等人又向當地的二級法院———廣島高等法院遞交了上訴書。一個多月後，廣島西松勞工聯誼會會長呂學文因氣病交加去世了。經過漫長的等待，60年後終於等來勝訴的這一天。
判決勝訴 意義深遠
專訪天津外國語學院教授修剛修教授義務爲索賠華工提供日語翻譯，做了大量工作，親身經歷了那令人難忘的歷史時刻。
如何尋找勞工起訴
修剛教授說，他最早介入此事是受川原洋子委託。川原洋子是有正義感的日本人，她和其他一些日本友人聯合成立了“和原子彈受害者交流促進會”，幫助在日本廣島受原子彈襲擊時受害中國人維護權益。根據日本政府規定，所有原子彈受害民衆可享受免費體檢等醫療服務和賠償等衆多政策，包括日本國民，韓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民衆都從中獲益。但日本國一直不承認中國也有受害者，川原洋子便積極尋找、聯絡，並代爲交涉。後來川原洋子與安野發電站華工取得聯絡，發現不但存在原子彈受害問題，還存在強擄爲勞工的嚴重問題。後在河北大學副教授劉寶辰的大力協助下，根據一本記錄不全的勞工名冊，他們在中國各地尋找當年的360名華工。
巧妙選擇訴訟地
修剛教授說，選定在廣島起訴、如何起訴，律師團成員進行了充分的考慮。首先，決定以企業爲被告，而非國家。因爲以企業容易切入，避開了中日兩國國家間的不賠償承諾。儘管每個華工都有不同的經歷和特點，但爲便於訴訟，也節約訴訟成本，先期選了其中的5名華工代表，索賠數額都爲500萬日元。這個數字遠遠低於華工實際受損情況，但比較好接受。一旦勝訴，再主張其餘華工的權益。這5名華工各有特點，邵老屬於被強抓走的；呂學文屬於原子彈爆炸受傷的；宋繼堯則屬做工期間雙眼失明……選出的5人都有代表性，也容易說服法官。選擇在廣島起訴，因爲廣島是原子彈受害最嚴重地區，歷經浩劫，這裏的日本民衆更加愛好和平。
修剛教授說，律師團的新美隆律師在當地是非常知名的大律師，很有正義感，有30多年的執業經驗，還是大學教授。他還在另一起華工權益以和解方式得到保障的“花崗勞工案”中擔任律師。
如何攻破訴訟時效
對日索賠中，爭議最大的是訴訟時效。日本法律有個20年的訴訟時效和10年的“安全照顧期”。華工們在遣送回國時隔50多年後才提起訴訟，西松公司以此大做文章，堅持認爲不應賠償。而一審法院也因“時效問題”駁回華工們的訴訟。
修剛教授說，律師團和專家們認真分析案情，對時效問題進行重點突破。首先，華工及家屬因這一事件在精神上、肉體上嚴重受到傷害，導致大多數人經濟困難，勉強度日，他們先要解決生存和溫飽，沒有精力對日索賠；其次文革動亂，勞工因去過日本爲日本人幹活，被懷疑爲“親日”、“特務”，所以許多華工不敢透露這段經歷，不可能起訴。加之中日兩國長時間沒建立外交關係，不能自由來往，建交後赴日手續繁瑣、費用高昂，勞工無法承受；同時，華工們的法律意識不強，且當初有放棄國家索賠的聲明，華工們意識不到可通過訴訟解決。而更重要的一點是，日本戰敗不久，讓曾役使中國勞工的35個企業寫彙報書，並據此編寫了《外務省報告書》，但日本政府畏懼這份報告成爲追究其戰爭罪行的證據，下令把資料燒燬，企圖隱瞞、不承認強擄華工事實。1993年，保存在日本民間團體的上述文件被公開發表，真相才得以被揭開，華工索賠纔有了強有力的證據。華工律師團認爲，對日索賠的關鍵不在於起訴的早晚，而在於西松公司是否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這是個全面的勝訴
修剛教授說，儘管事前所有人對二審勝訴都沒有把握，但大家感到把該說的理都說盡了，該做的事都做了。7月9日法官的一些舉動卻讓大家感到可能有利。根據日本法庭紀律本不允許將遺像帶入法庭，但那天去世華工的家屬帶遺像去參加宣判，打算入庭時再收起來，但宣判前傳來消息，允許家屬抱遺像入庭。日本法院的宣判一般只宣讀判決結果，判決理由待休庭後雙方仔細研讀判決書。而這次法官破例宣讀了10餘分鐘，判決書厚達幾十頁，法官先講了判決的事實、理由，可見法官的良苦用心。在法官宣讀此案時效問題時，大家心一涼，以爲又要駁回上訴。但接着法官的話鋒一轉：“如果時效起到了有悖於時效、有悖於公理作用的時候，時效問題不應考慮。”精通日語的修剛教授立即意識到已有勝訴的可能，在旁聽席上的他用手做出“V”勝利的手勢，原告方看到了，都激動不已。果然，法官最後宣佈原告勝訴的四條裁決。那一瞬間，令所有人感動，大家都哭了。這是大家共同努力奮鬥的結果。儘管法官對原告的訴訟理由沒有完全承認，但原告的所有訴訟請求都得到了支持，所以這是一個全面的勝訴。
修剛教授說，日本社會很關心這起索賠案，主流媒體《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等都參加了庭審宣判。日本法律實行三級制，西松公司已經上訴，最高法院是憲法法院，不再覈實案件事實，只認定本案適用的法律是否存在問題。
判決意義深遠
修剛教授一直迴避提到本人：“我做的很有限，只不過是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修剛教授是天津外國語學院的院長，但爲了華工的權益，多次前往日本，給律師團和華工出謀劃策、幫助華工整理文字資料、進行同聲翻譯，因公務無法脫身時，派出該院的趙淑琳老師代他完成任務。這次外院原定的好幾個重要會議被迫推遲。不過，修剛教授說：“包括我在內的老師們都認爲值得，因爲這個案子不單給天津人爭了光，更給全體中國人爭了臉！也讓更多的日本人更準確地認識那一段歷史！”修教授說，此次判決意義深遠，它是日本高級法院首次作出華工勝訴的判決，通過司法判決對事實進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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