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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界點也就是1929年美國所經歷的那個危機點。打一個不盡恰當的比方:走過這個臨界點就是今天的歐美國家,走不過這個臨界點就是今天的拉美國家。靜態地觀察拉美經濟時，總想探究一個問題的答案——拉美國家經濟波折不斷的原因是什麼呢？對這個問題有着各種各樣的回答，但大都是從經濟學角度進行的闡述，而實際上，這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可以看到拉美國家與歐美國家最大的區別是:歐美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實現了全社會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果卻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貧困化。拉美貧困化的極度發展，與其經濟的停滯、波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似乎可以從經濟發展的歷史中找到答案：
1929年10月之前的美國是連續多年的經濟繁榮，媒體和經濟學家面對遲遲不來的經濟危機一片樂觀，以爲美國經濟已經逃脫了經濟危機的規制，不斷地宣揚起永久繁榮的言論；政府官員則向公衆許諾每個家庭擁有兩輛汽車的美好未來。得出這種結論的依據是——在10年間美國經濟規模增長了50%以上，年均工業增長近4%(這和拉美經濟1998年前的情況極爲相似)。
但是另外一些不和諧的經濟數據和現象卻被忽略了：農業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例爲16%，到20年代末的時候農民開始大量破產，其收入也大幅度減少(約佔美國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貧富差距由此大幅度拉開。同時社會失業率不斷地增加，最高時達到25%。在經濟一片繁榮的背後，卻有60%的家庭處於溫飽線上。與此同時社會道德開始急劇走向淪喪。
這時，一個讓美國人永遠銘記的黑色星期四從天而降。當時的美國總統是胡佛，這是一位自由主義經濟學信徒，相信那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面對危機卻束手無策。
用純粹市場經濟的模式，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會遇到一個臨界點，這就是1929年美國所經歷的那個危機點。經濟發展的歷史似乎還證明，只要走過這個臨界點就是今天的歐美國家，而走不過這個臨界點就是今天的拉美國家。
在臨界點前的一段時間，工業效益一般會有一個較大的提高。其解釋是——由於產業內部結構和物流信息的整合，使得產品結構鏈順利銜接、供求關係低成本化、技術和工藝逐漸提高，導致了效益增加。表現到微觀經濟中就是爲了追求效率逐漸地剝離人員，導致大量的失業人口產生。而失業率的增加是貧富差距的直接原因，這就是資本內涵式增長造成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根源。經濟的發展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被排擠出了經濟發展受益者的行列。
在一定的市場容量條件下，貧富差距的擴大意味着產品的出路就沒有了，這就是馬克思描述的經濟危機。單純追求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會剝離一部分社會成員在經濟發展圈之外，這加劇了資本盈利效率增加與人工報酬減少的發展趨勢，這就是經濟發展如果脫離了社會責任單純追求效率，必然造成兩極分化的原理。
所以說，兩極分化是資本追求效率的一個副產品。沿着這個思路考慮問題，似乎還可以證明效率和兩極分化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充要關係，反過來應用也管用。比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一種講求效率的方法，而城鄉二元結構的方式也是符合這一原理的。不管是人爲的或是自然的限制一部分人加入到經濟循環圈的方式，都可以產生效率。自由主義者將經濟學侷限於經濟活動的範圍，而忽略了經濟發展是社會系統的一個部分，拒絕人爲理性的干預，任由資本自身趨利的結果就是高效率的兩極分化而造成大量的社會問題。
幸運的是美國有了羅斯福新政。新政中最著名也是最有效果的一項政策就是“救濟”。採用政府赤字的方式進行超大規模的投資，美國政府從1933年的130億元政府開支，到二戰期間的1030億元開支的連續政府開支，以工代賑容納普通勞動者進入經濟活動。接着就是“二戰”的戰時體制，這是美國經濟走出失業危機並且成爲今天經濟強國的直接原因。
這裏最值得借鑑的做法就是消滅兩極分化，這種做法的經濟學意義在於——使經濟活動不限於預先掌握了資源的少數人，它要惠及大多數人，人力資源作爲消費者和勞動者的雙重作用發揮出來，纔是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基礎和原因。剩餘價值是人創造的，所以只有人的經濟活動有效增加了，纔是社會財富積累的原因。
自由主義經濟學最輝煌的成績是提供了撒切爾時代私有化行動的理論依據。但凡是實行這種理論的經濟發展過程，都是增加效率而忽視經濟社會責任的過程，都是反對人類理性建構的行爲。撒切爾私有化之所以起作用是因爲社會公平積累太甚的結果，哈耶克主義在這種情況下不失爲是一種對治措施。我國改革開放過程用效率解決公平過剩問題也是這個路數，兩者在經濟學上具有相同的意義。
自由主義經濟學可以在公平過甚時造成一段時間的經濟繁榮，這個繁榮大多數情況下只能是在原有規模基礎上的曇花一現。爲適應自私本性說所採取的一些措施能夠改善管理，促進人的勞動積極性。但當這種硬件資源用盡以後，新的經濟增量就會排斥大多數人蔘與分配，資本的自私特性表現得淋漓盡致，社會責任嚴重喪失。
拉美國家貧困人口有近50%，而且經濟持續徘徊——這就證明經濟發展的臨界點沒有跨過去，反而由於沒有政治性的對治手段，使得貧困人口不斷增加而引發了政治動盪。造成這種困境的過程中，也可以看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子——一批智利的經濟學家在芝加哥大學深造學來了全面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與美國的臨界點不同的是今天拉美經濟遇上了新的問題，那就是國際市場化和國際政治干預。近幾年這些國家左派開始上臺的直接原因就是人們開始從感性上認識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危害，企圖嘗試新的發展模式，希望採取一些左傾性的政策化解矛盾。
歐洲各國跨過這個臨界點並沒有表現出像羅斯福新政這樣明顯的形式，但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幫助歐洲各國以漸進的方式跨過了這個關口。例如用法律的方式維護勞工權益、增加社會保障和福利等。在這個問題面前純粹的經濟學手段往往是無效的，只能用政治性的手段來表達社會公平，所以說這個問題最終是一個政治問題。
理解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這個臨界點，就容易理解中國的經濟問題。看看今天中國的失業率與拉美多麼相近，看看貧困人口的數量以及收入和拉美國家多麼相像。再與美國1929年的經濟及社會問題相比有許多地方竟然出奇相近。比如農業收入佔GDP的比重及農民人均收入佔社會平均收入的比重幾乎相等。再比如失業率和道德問題成爲社會嚴重關注的問題。從這些特徵上看，這就是中國經濟進入臨界點的信號。這個信號不是人均GDP1000美元,因爲美國進入臨界點時是人均200美元，拉美國家大概是人均4000美元。如果再有一次大的通貨膨脹，將下層人民推進赤貧境況，後果當然會十分嚴重。
顯然，避免拉美化的根本性的方法就是建立實體強壯的國家工業體系，將更多的人容納到經濟活動中來，這就需要儘快地完成投資體制的改造，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新一屆政府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採取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行爲，十六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值得紀念的一次轉折。科學發展觀死死咬住“以人爲本”這條底線，就是一個成功規避中國走進拉美化陷阱的政治策略。
在今天還應該理解，拉美化的另一層含義是由於強調了融入世界經濟環境，使得國內的技術、資金、管理較先進的那一部分企業融入了世界，而另一部分徹底被拋棄。資金圍着少數人轉成爲一個不公平分配的堡壘，上流社會成功地融入了世界經濟，像一個甩掉車廂的火車頭，而50%的人們卻沉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今天拉美國家的通貨膨脹意義已經不是純粹貨幣的問題，而是富人經濟與國際接軌傳導進來的生活方式貴族化、商品價格的世界化所致，這是一個更加深層次的經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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