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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偉人的21個人生瞬間(中)
一代偉人的21個人生瞬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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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5月，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來訪的英國首相希思。在談到香港問題時，毛澤東指着鄧小平對希思說，這是他們的事了。 |
起點
1904年8月22日(清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鄧小平出生於四川省廣安縣(今廣安市)協興場姚坪裏(今協興鎮牌坊村)的鄧家老院子。
鄧氏家族在廣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據《鄧氏家譜》記載：一世祖爲鄧鶴軒，原籍江西吉安府廬陵縣。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員外郎入蜀，遂家廣安。
鄧小平的祖父鄧克達是一位勤勞忠厚的農民，也是當地著名的織布匠。他靠織布漸漸地積攢了一些錢，隨後，慢慢地置辦了一些家業，買了一些田地。到鄧小平的父親鄧紹昌出生時，鄧克達已經成爲當地一名擁有兩百挑(五挑爲一畝)土地的小地主了。
鄧小平的父親鄧紹昌，字文明，生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曾在成都法政學校讀書，受到一些新式教育。早年參加了當地的一種民間幫會組織“袍哥會”———也叫做“哥老會”。鄧紹昌曾在廣安縣協興場的“哥老會”中當過“三爺”，後來升爲“掌旗大爺”，即首領。他曾當過廣安縣的警衛總辦，又稱團練局長。1936年去世。
鄧小平是鄧紹昌的長子，鄧紹昌按字輩的排序爲他取名鄧先聖。進入本村私塾後，教書先生把他的名字改爲鄧希賢。
鄧紹昌先後娶了四個妻子，共生育九個子女，最後養活下來七人(四男三女)。第一個妻子張氏，病死無後；第二個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長女鄧先烈，長子鄧先聖即鄧小平，次子鄧先修即鄧墾，三子鄧先治即鄧蜀平，次女鄧先珍(10歲時病死)，淡氏於1926年病故；第三個妻子蕭氏，生一男即四子鄧先清；第四個妻子夏伯根，生三個女兒，三女鄧先芙，四女鄧先蓉(十多歲時病死)，五女鄧先羣。
鄧小平的弟弟鄧墾回憶說：
我母親非常愛小平，她是個舊社會的婦女嘛，他(指鄧小平)是長子。由於欠了很多債，我父親長期不在家，當時維持那個家庭是困難的。她就是希望小平長大了以後，來管理家事。 有這樣一些故事，都是我媽媽、我姐姐她們講的。我們家鄉，有一個姓劉的地主和我們家有些來往。父親不在家，家裏很困難，那個時候不是過年過節要寫個春聯嗎?那個地主有文化，又會寫又會畫。於是，就買了一些紅紙，請他寫個春聯。可那個傢伙很壞，他寫了幾句挖苦我們家的話。我母親、我姐姐都不認字，不知道啊。他(指鄧小平)看到後很生氣，立即把它撕掉了，自己又買了幾張紅紙，自己來寫。他那時還很小啊！ 1918年下半年，大哥已在念中學了。當時吳玉章幾個創辦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我父親在重慶知道這個事情以後，就寫信回家，要他去讀留法預備班，準備到法國勤工儉學。我母親捨不得，不贊成。大哥願意去，加上家境困難，聽說能出去留洋，也都做母親的工作，最後還是說服了母親。 大哥到重慶讀書，在重慶唸了一年多一點，就動身去法國。同行的有三人，一個我大哥，一個叫鄧紹聖，我們稱他“幺叔”，另一個是遠親胡倫。走的時候，大哥年齡很小，只有16歲。我記得，走前他由重慶回家裏看了看，我當時還小，只有八九歲。他走時家裏借了一筆錢。 在兄長去法國幾年後，家中收到他寄來的一封長信，內容是，他參加了革命，要爲國家富強、爲天下窮苦人翻身解放而努力。他提出兩個要求：一是從此不能回家，也不能顧家了；二是要求廢除舊式婚約。因爲他很小時，家裏依四川風俗，給他定了唐姓的娃娃親。後來，那個唐姓的女孩子作爲鄧家的女兒嫁了出去。
在上海做祕密工作 ———半分鐘都差不得！
我們在上海做祕密工作，非常的艱苦，那是吊起腦袋在幹革命。我們沒照過相，連電影院也沒去過。我在軍隊那麼多年沒有負過傷，地下工作沒有被捕過，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但危險經過好幾次。 ———引自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
1927年六七月間，鄧小平離開西安，經鄭州輾轉到了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漢口，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工作，擔任祕書。不久，武漢國民政府公開反共，嚴酷的白色恐怖籠罩全國，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爲了適應白色恐怖下祕密工作的需要，他從這時起改名鄧小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批判並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決定走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反革命的道路。鄧小平作爲中央祕書，列席了這次會議。1987年6月15日，鄧小平重訪八七會議舊址，他一邊參觀一邊回憶說：“當時，我們二十幾個人是分3天進來的，我是第一批進來的，會議開了一天一夜，24小時。”“您是和誰一起進來的?”紀念館的同志問。“我記不得了，我們是陸續進來的。當時我在這裏呆了6天，最後走的。”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1927年12月，23歲的鄧小平被任命爲黨中央祕書長。他除了協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列席和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並做記錄外，主要管理中央機關的文書、機要、交通、財務，以及各種會議安排等工作。爲掩護其祕密工作，鄧小平當過雜貨店的老闆，也當過古董店的老闆。
1928年春，鄧小平的個人生活也發生了變化。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灘，在巡捕林立的租界裏，他同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當時在中共中央祕書處工作的張錫瑗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婚後有大半年的時間和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裏。1930年1月，張錫瑗因得產褥熱在上海病逝。
鄧小平在黨中央機關工作了將近兩年，工作既緊張又充滿了危險。他後來回憶說：我在上海做祕密工作，最大的危險有兩次。一次(指1928年4月15日)是何家興叛變，出賣羅亦農(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我去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後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了，羅亦農被捕。相差不到一分鐘的時間。還有一次，我同周總理、鄧大姐、張錫瑗同住在一個房子裏。那時我們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發現了周住在什麼地方，要來搜查，他們通知了周恩來，當時在家的同志趕緊搬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不曉得。裏面的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裏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故。那個時候很危險呀！半分鐘都差不得！
第一次政治磨難 ———“毛派頭子”
1931年7月，鄧小平從上海乘船，經廣東、福建赴江西，8月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瑞金，擔任了中共瑞金縣委書記。
1932年5月，鄧小平調到瑞金以南的會昌工作，會昌是中央蘇區的重要邊區，也是江西的重要門戶。爲了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中央和江西省委決定，建立中共會昌中心縣委，由鄧小平擔任中心縣委書記，併兼任江西軍區第三分區政委，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個縣的黨政軍工作。
在會昌，鄧小平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領導會、尋、安的軍民努力創造革命的大好形勢。他和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對“左”傾教條主義進行了抵制。他們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用削弱地方武裝的辦法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兩種武裝力量都要發展；反對“左”的土地分配政策。鄧、毛、謝、古的這些正確意見和鮮明態度，爲當時執行“左”傾錯誤路線的中央所不容。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臨時中央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反對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正確主張，排擠和打擊執行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同志。
3月底，臨時中央在江西開展了反對以鄧、毛、謝、古爲代表的所謂“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指責鄧小平等執行了所謂“純粹的防禦路線”，並撤銷了鄧小平會昌中心縣委書記的職務，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5月，鄧小平又被撤銷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受到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被派往中央蘇區邊遠的樂安縣所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這是他政治生涯中受到的第一次磨難。
幾十年後，當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落難江西時，毛澤東在鄧小平給他的一封信上批示：“他在中央蘇區是捱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
延安婚禮
據劉英回憶：
多少年沒有見到小平同志，1939年他才從前方來。來的時候原是準備開七大的，後來七大沒有開，因爲學習文件推遲了。前方需要，所以他不能等待。但他沒有一個愛人，大家就關心他，鄧發等同志要幫助他找個愛人。那時的女同志倒不少。抗戰時期，很多女同志到延安追求真理，陝北公學、女子大學都有，他看中了卓琳。卓琳也很年輕，也很不錯，在陝公已經畢業了，就介紹給他。那時他要回前方，只有趕快結婚，結了婚纔好帶走。這個時候，中央就給他組織了一個結婚儀式。儀式很簡單，就在楊家嶺毛主席那個窯洞外面的山坡上擺了一些桌子。那裏很熱鬧，小平同志和卓琳，還有孔原和許明，兩對(新婚夫婦)很高興。雖然儀式很簡單，但來的人都是高層次的。毛主席夫婦也到了，我同張聞天也到了，富春同志、蔡大姐到了，還有王首道祕書長也到了。敬酒敬得一塌糊塗，孔原同志也高興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後就醉了，許明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點沒醉。我就奇怪，小平同志平時不喝酒的，他怎麼能夠不醉呀?那麼多酒，一杯杯的，他還很豪飲，來者不拒。大家給他敬呀，怎麼不醉?聞天就講，他說有假，我說什麼有假?他說是白開水。
“黃貓、黑貓， 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引自1980年4月1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1962年7月2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農業如何恢復的問題時指出，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生產，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包產到戶，羣衆總有道理。
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出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三屆七中全會的全體代表時指出，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爲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羣衆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羣衆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
(本文圖片及文字全部選自即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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