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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卡·菲捨爾，56歲，綠黨籍，現任德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他是德國目前最受歡迎的政治家，民意支持度在過去7年裏一直在各項民調中居首。歐洲憲法草案今年6月18日通過後，歐洲輿論更普遍看好菲捨爾是2007年後第一屆歐洲外長的最佳人選。
雖然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德國辭典裏，菲捨爾似乎很難與西門子電器、寶馬汽車或者科爾、柏林牆、納粹等等的“德國造”掛上鉤，但當去年施羅德訪華承諾向中國出售西門子公司位於哈瑙的核工廠後，一向是施羅德親密戰友的菲捨爾及其綠黨卻率先杯葛此案、大書一個“拆”字，很讓中國公衆莫名驚詫了一把。在國人看來，菲捨爾此舉似乎既反“紅綠執政聯盟”之團結、又罔顧大企業利益和德國謀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需中國首肯的戰略考量，當然有些匪夷所思。不過，菲捨爾作爲“1968一代”成長起來的政治明星，從邊緣到中心、從反社會而進入體制直至窺視歐洲政治核心，其表面的矛盾和衝突背後隱藏着這樣一個史實和趨勢：菲捨爾所代表的歐洲激進左翼力量並沒有隨着冷戰結束而終結，而是成功滲透歐洲主流政治——不僅包括歐洲聯邦的誕生、法-德軸心對美英伊拉克戰爭的抵制，也包括對中國事務的更深介入—今年7月中旬菲捨爾的印度-中國之行因此頗耐人尋味。
三重人格
菲捨爾1948年生於德國南部巴登符騰堡州的一個匈牙利屠夫移民家庭，排行老三。從出生，到17歲輟學開始就業，直至成爲德國乃至歐洲政壇最耀眼的明星，他的一生幾乎凝聚了德國戰後所有重要的社會變化，充滿了戲劇性而極富歷史感。2001年，BBC著名評論員威廉·赫斯萊給菲捨爾貼了張“三重人格”的標籤：出租車司機；歷史複雜；還有善變。
雖然出租車司機只是菲捨爾從政前幹得最長的一份工作，卻很能說明他城市無產者的出身。菲捨爾17歲輟學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照相館的學徒，但只幹了一年就放棄了。1971年菲捨爾以普通工人的身份進入歐寶汽車廠，但幾個月後就被廠方懷疑煽動工人而開除。之後，他靠打零工來維持自己的街頭革命家生活。1976年，在菲捨爾自己那輛用500馬克買的舊車被朋友克萊因借去用作綁架黑森州經濟部長一事案發後，菲捨爾只好開出租車謀生，直到1981年。1982年，菲捨爾加入德國綠黨，第二年代表綠黨參加聯邦議會選舉成功。從此，德國主流政治舞臺歷史性地出現了兩名綠黨議員的身影，菲捨爾也告別了他的街頭生活。
菲捨爾的所謂歷史問題，發端於1967年以後德國“紅色文化革命的10年”。在1977年那個炎熱的秋季，這段文化革命史以一連串充滿紅色血腥的綁架、劫機和死亡落幕。德國大小媒體曾經爭相發掘、報道菲捨爾如何可疑地在1974～1976年間的街頭抗議中參與襲警和投擲“莫洛托夫雞尾酒”；或者捲入1975年維也納OPEC組織會議襲擊案—爲這次襲擊提供援助的前克格勃將軍和1997年才落網的臭名昭著的“豺狼卡洛斯”都聲稱菲捨爾在法蘭克福的住所和汽車爲這次行動提供了掩護；還有1976～1977年“紅色旅”策劃的系列綁架和政治謀殺—紅色旅著名女首領瑪格利特·希勒證實，菲捨爾自己也承認，當年他確是紅色旅創始人那個圈內的，等等。
2001年初，隨着當年好友克萊因開庭受審，媒體炒作達到高潮。《明鏡》週刊和《法蘭克福匯報》公佈的一系列照片都清楚地顯示了菲捨爾和克萊因當時的戰鬥畫面。菲捨爾本人雖然否認他曾經投擲過燃燒瓶、爲學生恐怖活動提供協助等指控，倒也爽快地承認了當年參加過學生激進組織、投擲石塊、進行街頭徒手戰鬥，認爲這就是他的歷史，也是德國曆史的一部分，並出庭爲克萊因作證。菲捨爾稱，他之所以選擇學生暴力路線，起因於1968年4月著名的德、法兩國學生領袖魯迪·達切克在西柏林身受重傷，他因此痛感德國的警察暴力氾濫、有重新納粹化的危險。由於這段歷史問題，“街頭戰鬥”或“暴力分子”作爲菲捨爾的歷史符號延續至今，成爲德國和世界政敵對菲捨爾諸多稱呼的詞源，比如“生態斯大林主義者”、“反美主義者”、“恐怖主義者”等等。
6年外長任內，菲捨爾負責的外交政策也有“善變”的惡名。《明鏡》週刊今年4月份批評菲捨爾在許多問題上似乎沒有戰略可言，比如對俄羅斯和中國事務毫無興趣，在歐盟政策和中東問題上前後幾年間也變化太劇：歐洲一體化已經拋棄了2000年的“核心歐洲”概念；中東問題上拿了以色列海法大學的名譽博士後就對阿拉法特食言，不再支持巴勒斯坦的獨立建國計劃。
菲捨爾的私人生活也同樣多變。比如穿着，1998年當上外長後，菲捨爾脫去往日綠黨同志的最愛—牛仔褲和便西裝，愛上了講究的3件套西裝，只在綠黨大會上摘掉領帶。他的體重也忽輕忽重，90年代中期與第三任妻子離婚後，菲捨爾積極參加馬拉松、踢足球，一下子減肥30公斤。不過最近已經大腹便便如國王，體重超過100公斤。婚姻記錄最令人瞠目，直逼好萊塢明星。從1967年與第一位妻子在私奔者的天堂——蘇格蘭的格瑞塔格林小鎮結婚後，菲捨爾又結過3次婚，每次都以離婚結束，次數跟勃蘭特以來的德國政府更迭差不多。第五次婚姻也許是跟他現在28歲的女友，那時，該輪到基民盟上臺了吧。
政治光譜
按照漢堡社會研究所的學生運動史專家克勞斯哈爾的研究，菲捨爾在整個70年代的左翼激進學生運動中都處於中心地位。1967年，菲捨爾在斯圖加特第一次參加了反越戰的學生運動，並在其中結識了他的第一任妻子。1968年，在這個歐洲現代史上擁有特殊地位的年份裏，菲捨爾搬到法蘭克福，很快便捲入了在德國資本主義中心所發生的街頭革命。他跟巴黎“5月風暴”學生運動領袖、現在是法國綠黨領導人的丹尼爾·科恩本迪特的終生友誼也從這一年開始，10多年後歐洲綠黨的基本結構由此奠定。
因爲後期的“恐怖主義化”，歐洲上世紀60～70年代的激進學生運動走入了死衚衕，菲捨爾的不少戰友在後來的歲月裏都邊緣化了。但1970年代當冷戰進入世界性石油危機和“核軍備競賽”的階段時，“反核”取代“反戰”並逐漸演化爲綠色環境運動，主張後工業社會權利的歐洲新社會運動也隨之興起。“68一代”的理想主義者和街頭革命者在綠色政治中開闢了一個新的空間，左翼政治開始轉向。1989年冷戰的結束爲歐洲綠色主義者正式登上政治舞臺掃清了最後的意識形態障礙。
菲捨爾也在1982年加入綠黨，由紅轉綠。1983年成功競選德國聯邦議員後，1985年第一屆“紅綠聯盟”的政府在黑森州出現，菲捨爾被社民黨人任命爲德國曆史上第一位環境部長。許多德國人至今仍清楚記得菲捨爾在黑森州議會就任州環境部長的情形：德國曆史上第一位綠黨籍部長，是穿着耐克球鞋、牛仔褲和一件西裝上衣—這樣前所未有的嬉皮士組合宣誓就任。這雙球鞋現被波恩的一家博物館收藏，不啻菲捨爾“卡里斯瑪”魅力的象徵。畢竟，它標誌着一個造反青年和激進左翼運動開始認同主流政治並被主流政治認同的起點。
如今，菲捨爾雖然自稱告別了學生運動，也劃清了和許多左翼激進恐怖組織的界限，但是作爲當年學生運動中倖存下來最聰明的機會主義者，他總是善於利用既有的資源，最先發現新的機會，然後領導一個組織或者政黨或者國家或者整個歐洲朝這個方向前進。譬如，由於他們與同屬左翼的社民黨合作執政之後，所能主導的政治議題除了綠黨傳統的環境政策之外，還需爲他們的政治理想尋找新的空間，因此，一直由歐洲社會黨人推動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居然成爲原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歐洲綠色分子們新的烏托邦。
正如撒切爾夫人實踐了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學說一樣，菲捨爾也把哈貝馬斯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奉爲圭臬。1968年春，菲捨爾第一次拜訪了法蘭克福學派的著名學者阿爾多諾和哈貝馬斯。80年代菲捨爾就任黑森州環境部長後再次拜見哈貝馬斯。據說經過一次徹夜長談後，哈貝馬斯站在法蘭克福大街上仰天長嘆：這纔是真正的法蘭克福！1999年，哈貝馬斯在德國決定出兵科索沃後，發表長篇文章從政治倫理角度支持了菲捨爾這個看上去與綠黨政綱背道而馳的出兵決定。2003年4～5月間，哈貝馬斯再度兩次發表重量級聲明，反對伊拉克戰爭和支持加速歐洲一體化，建設超越傳統民族國家的歐洲聯邦。也就是說，菲捨爾幾乎所有的重大政策取向都與“國師”哈貝馬斯的哲學理念相契合。
從實踐層面，菲捨爾領導的綠色政治其發展越來越咄咄逼人。今年6月份剛結束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德國綠黨獲得13%的高幅支持。歐洲議會選舉的指標意義儘管不大，卻表明了綠黨對歐洲議會的強烈企圖。而且，這幾年德國綠黨在國內的支持率從5%的門檻逐漸攀升過7%，雖然暫時無法與右翼基民盟40%以上的支持率相比，但在社民黨民意支持節節下滑、落後基民盟10個甚至更多百分點的情況下，備顯綠黨作爲紅綠執政聯盟中關鍵小黨的作用。
而現實政治光譜中更爲詭異的位移在於：綠黨的執政願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墮落”不可避免。在與另一中間偏右小黨也是基民盟傳統執政小夥伴—自民黨的競爭中，由於綠黨的民意支持已經稍稍領先自民黨，下一屆德國聯邦政府甚至無法排除“黑綠聯盟”這一看上去似乎荒謬的組合。今年年初，在社民黨聲望因推動“2010改革議程”而嚴重受挫之際，德國政壇就已傳出菲捨爾領導的綠黨可能與右翼保守政黨基民盟結盟的耳語，即所謂“黑綠夢幻”。直到6月份的圖林根州選舉結束後，菲捨爾才輕描淡寫地表示“忘掉這些吧”。但是，菲捨爾目前極高的個人聲望和他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貢獻，卻暗示着機會主義者菲捨爾未來向“綠色保守主義”轉向的可能，甚至背叛綠黨，由綠而黑。
新歐洲
那麼，讓我們來看看菲捨爾的新歐洲。不言而喻，他的歐洲理念關係歐洲一極的形成及其對美國單邊主義的牽制，對中國的戰略意義當然要遠遠超過他的反核理念對買賣一座核工廠的影響。
首先，回到1984，無政府主義色彩濃厚的德國綠黨還對歐洲一體化抱着強烈的懷疑態度，把歐洲一體化未來的發展看作一個資本主義的超級強權。直到1990年代中期之後，綠黨內部改革派佔了上風，轉而積極推動歐洲一體化，支持對歐洲一體化最爲積極的社民黨人將新歐洲改造爲“規制資本主義”的民主聯邦的構想。大部分歐洲綠黨都經歷了類似的轉變，對歐洲一體化的認同大大高於其他極左和極右政黨，接近保守右翼的認同程度。其結果，圍繞新歐洲的定位，“規制資本主義”即德國萊茵式資本主義或曰社會民主的道路在與歐洲保守政黨所主張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競爭中暫居上風。歐洲政黨圍繞一體化的爭論因而從原先的“傳統-威權-民族主義”轉換爲新的維度：綠色-其他-自由主義。歐洲各國圍繞歐盟憲法草案的爭論基本上是沿着這一維度展開的。6月18日歐盟憲法草案的通過，證明了綠色政治開始主導歐洲一體化的方向。
菲捨爾本人對草案未來通過各國議會表決或公投很有信心。在他看來，目前的歐盟至少在3個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政治意願的形成過程，制度執行和軍事能力。而歐洲左翼政治主導制定的歐盟憲法草案中最有爭議的“雙重多數”表決條款，內化了所謂“核心歐洲”的概念，可以解決歐盟目前的決策低效，有利於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超國家的歐洲聯邦，包括將歐洲議會轉變爲真正的權力機構。
同時，菲捨爾主張建立一支獨立的歐盟軍隊，認爲這不僅不是競爭而且是對現有北約組織的補充，有利於改進跨大西洋關係即與美國的關係，符合美國的利益—這當然是外交辭令—因爲只有這樣纔可能更好地對抗他所謂的“伊斯蘭極權主義”和捍衛歐洲價值觀。過去幾年間，菲捨爾在演講中多次強調“反恐不應成爲侵犯人權的藉口”，強調在阿富汗執行反恐任務的德國軍隊是歐洲軍隊而不是北約武裝，從而把阿富汗的情況與伊拉克區別開來。因此，無論今年2月菲捨爾與美國防長拉姆斯菲爾德的慕尼黑會面，還是6月底的伊斯坦布爾北約峯會，德法軸心與美國在伊拉克和反恐的立場都有相當距離。
其根源，可以從歐洲新的綠色政治維度下，菲捨爾爲他的新歐洲所作解釋中找到—即菲捨爾2004年3月6日接受《法蘭克福匯報》訪問時提出的“戰略維度”。這一戰略維度最早產生於1999年北約出兵干預南斯拉夫內亂，也即哈貝馬斯的解釋—避免種族屠殺的人道主義災難在歐洲大陸再度爆發。土耳其何時加入歐盟的問題因此也必須與反恐、與歐洲對“伊斯蘭極權主義”的最終解決掛鉤。
因此，菲捨爾把他的新歐洲定義爲一個“形成中的強權(power in the making)”，是1989年柏林牆倒塌和2001年9·11事件後“西方世界的重構”。這一重構，不僅將改變世界地緣政治格局，是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挑戰；而且作爲歐洲聯邦制度化的過程，其歐洲主義的意識形態即歐洲左翼政治“規制資本主義”、捍衛人權和環境的內在張力，將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構成更爲長遠的戰略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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