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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玩笑話釀成大禍 法律系大學生激憤殺網友
同樣性質的事實，因爲身份的不同，公衆價值判斷上可能存在不同的傾向。比如同樣是過激殺人，大學生殺人與農民工殺人引起的轟動就不一樣，對於前者多數是震驚，而對於後者，人們多歸咎於矇昧。而從本質上說，殺人都是犯罪行爲，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他們都有着一樣原始的脫離了理智束縛的衝動，然後在邪惡的驅使下走上不歸路。
心理問題似乎總歸結於個人承受能力的大小。其實不必細究，單純從人與社會不可分割的關係就可定論：任何人不可能孤立於羣體之外，社會影響，家庭教化，校園灌輸，都是使人直面矛盾或失去理智的起因。尤其在當下競爭日趨激烈，卻又愈發強調個性張揚的時代，個人的作用逐漸清晰，而在某種特定場合，個人的力量又顯得那樣的無奈。
大學生殺人案最近聽到了多起，眼下在天津發生的一湖北大學生因與網友發生口角而殺人的案件(嫌疑人已被批捕)，雖沒有馬加爵造成的後果大，但同樣暴露了當前大學生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偏執、強迫、自負、多疑、焦慮、冷漠、狹隘，這些詞一如竇唯《高級動物》中所唱的，但切莫以爲這些病只是與大學生有關。確切地說，這應該與我們的教育有關，而高等教育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在我們整個教育體系裏，素質教育尤其是社會公德教育和人本教育，由於人們長期受應試教育的影響而被漠視和弱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農民工的殺人也是教育失措的結果。
無論如何過激都是一種病，而對過激的糾正隱含於我們致力於的“人之爲人”的教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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