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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電視臺聯合制作了六集大型口述歷史電視紀錄片《百年小平》。這部電視片首次採用口述的形式，通過一百多位親歷者，講述一個個真實感人、生動鮮活的故事，謳歌鄧小平同志的革命精神、偉大人格、崇高風範。
該電視片由新世界出版社以文圖形式出版，21日該書面市發行。
儘快恢復高考
(劉西堯，時任教育部長；李琦，時任教育部副部長；查全性，時任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參加1977年8月召開的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李琦：1977年8月的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是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以後的第一個會議。當時我是教育部副部長，他通知我們請一些同志來開會，並提出幾個條件。條件我記得非常清楚，第一，參加會議的人要有真才實學；第二，要有見識敢講話，能說出東西來；第三，不能跟“四人幫”有關係。後來參加會議的好多同志都是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還戴着這樣的帽子。
查全性：在會上，我把情況向小平同志彙報了一下，建議恢復高考。我講了以後，小平同志就說，高等學校恢復高考，今年恐怕來不及了。我說今年還來得及。招生會議雖然開過了，但還沒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決定還來得及。我們也說了假如晚一年糾正過來，就是關係幾十萬人的問題。小平同志就問西堯來不來得及。
劉西堯：我說假如推遲開學，還來得及。他問我，報告送出去沒有？我說剛送出去。剛送出去還來得及追回來，小平同志說趕緊追回來，就下決心今年開始改。他這麼一說，大家就熱烈地鼓掌。這好像是全場第一次鼓掌。
查全性：我記得當時新華社有個女記者，她說今天會議上放了一個大炸彈。據我所知這個消息在北京市傳播得非常快，差不多兩三天，整個北京全都知道了。
就叫經濟特區嘛
(谷牧，原國務院副總理)1978年5月，中央派我去西歐五國考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他很重視這件事，他說很需要出去看看，看看人家的現代工業發展到什麼水平了，瞭解一下我們的差距，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他說資本主義的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過來。
我覺得小平同志是我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有許多對外開放的重大政策的決定都是他提出的或者是別人的建議他提出的。包括特區這個名字也是最後由他確定的。那時候我們去請示他，說特區現在有的叫來料加工區，有的叫對外經濟合作區，不統一，中央應該給個確定的名字。小平同志考慮了一下，說就叫經濟特區嘛。
1981年，東南幾個省走私很厲害，許多人片面地把這筆賬算到對外開放的頭上，認爲打擊走私就不能搞對外開放，搞得很緊張。我把這種情況向小平同志做了彙報，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說改革開放中間出現的問題，只能在改革開放的前進中來解決，不能停下來，不能走回頭路。所以，1984年小平同志專門又到沿海地區跑了一趟，我的體會是走私這件事雖然壓下來了，但是對外開放究竟怎麼樣他不放心。他去看了，一路給大家鼓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說我是赫魯曉夫是愚蠢的
(施燕華，時任外交部高級翻譯)1980年2月21日、23日，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兩次採訪了鄧小平。當時意大利的總統要訪華，所以說法拉奇到中國來採訪鄧小平是走了後門的。
法拉奇有個特點，她問問題很刁鑽，但是你如果回答得好的話，她會對你佩服得五體投地；如果你回答得不好，或者你敷衍她的話，她會對你印象很不好，把你寫得很壞。她對鄧小平的印象好極了，第一次採訪之後，鄧小平說我們時間不夠了，今天要吃飯了，肚子要鬧革命了，下次再見你一下。她高興得不得了。她回來以後說好極了，她用英文說了好幾遍我特別喜歡他。1980年8月31日《華盛頓郵報》上全文登載了法拉奇採訪鄧小平的記錄，前言裏面她就寫了一段，她說我對鄧小平問了許多尖刻和不禮貌的問題，甚至是有點兒侮辱性的問題，但是鄧小平始終是微笑的，回答得非常坦率，這就是法拉奇爲什麼那麼喜歡鄧小平的原因之一。她還跟我說鄧小平跟我的父親一樣，我怎麼說都能原諒我。兩次採訪鄧小平近四個小時，兩人短兵相接，她問的問題都很尖刻，鄧小平同志沒有提高他的語調，總是非常平靜，而且有時候還要笑一笑。比如講到赫魯曉夫，法拉奇就說我們都說你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鄧小平說，在西方人家怎麼稱呼我都可以，但是說我是赫魯曉夫是愚蠢的。
砍頭我也跟你去
(卓琳，鄧小平夫人)我和他是1939年夏在延安認識的，他跟鄧發從前方來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住在一個窯洞裏。他可能對我有意了，就找跟我一起到延安的女朋友，讓那個女朋友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問我同意不同意。我說，我年紀輕，不能這麼早結婚，拒絕了。因爲去延安的那些長征老幹部都是工農幹部，我就怕跟一個工農幹部結婚，不是看不起他們，是怕他沒有知識，說話說不到一塊，所以我就不敢跟這些工農幹部結婚。後來他沒辦法，就找我談了兩次，我覺得這個人還可以，是個知識分子。反正我早晚得結婚，那時也23歲了，於是就同意了。
結婚以後，他們在前方打仗，我們家屬在後方，他們打完仗休整的時候，再把我們接過去。後來，進軍西南的時候，他下命令，不準任何人帶家屬。我說，你不帶家屬我不幹，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頭我都得跟着你去。沒辦法，只好帶着家屬。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被髮配到江西去了，一個月只給我們二百塊錢的生活費。我們住的“將軍樓”前面有一塊空地，爲了調劑生活，我們就開了一塊地。那時候我有高血壓，不能多動，連上我們住的樓，都得要老爺子拉着。那時候的生活很有趣。我一隻手扶着欄杆，一隻手拉着老爺子。我們種菜就是自己種點吃的，他挖地，我就拿着小板凳坐着撿石頭，弄成一畝地的樣子。我們再跟別人要點種子，種些茄子、辣椒、韭菜這些容易種的東西。他負責施肥、澆水。
他去世了，我們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這是自然規律，誰也沒辦法。他去世的日子，我們就預先買一些鮮花瓣，在院子裏撒。一邊說：老爺子，給你撒花了，你聽見了沒有？一邊說話，一邊叫着他。
家裏永遠是熱鬧的
(鄧質方，鄧小平次子)“文化大革命”中，我1968年去山西插隊，1969年被允許探親。1970年1月，我很高興地從山西回到江西，到江西以後，我就糊里糊塗地被帶到步校，看見爸爸媽媽時，特別高興。我穿着在山西勞動時穿的舊軍棉襖，又破又髒，四處開花，棉襖中間還繫了根草繩。我告訴老爺子，我們幹活時就是這樣。反正老爹、老孃看到我挺高興的。我跑去看我家的菜地。我說，哎呀，這麼好的地，我給你們開地種吧。我就把地都挖了，老爺子也幫着挖地，後來我哥哥還幫着拿一個竹筒切掉一半，從我們家的水池子處修了一個棧道，這樣就方便澆地了。主要是怕我走了以後，他們端不動水，澆不了地。
爸爸媽媽特高興，可算把我們都盼回來了。轉眼三個月過去了，臨走時，奶奶和媽媽幫我收拾行裝，還給我帶了好幾十斤米，好多臘肉，叫我都揹回農村去。那時候農村比較苦，吃的東西比較差一點。
我走的時候，媽媽眼淚漣漣，老爺子表面上看不出什麼，反正挺平靜的。他從不輕易表露感情。
老爺子晚年的時候，我沒事就坐在他屋裏的地上，和我兒子打撲克，老爺子不打，不看電視，也不出去，就是坐在那兒，靜靜地看着我們，也不說話。
我們挺高興，也挺心酸，老爺子辛苦了一輩子，一輩子輝煌，到了晚年也就是這樣平平安安地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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