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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農民，他的所有的演員也都是農民；他不理解什麼是豪華製作班底，他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自編、自導、自攝；他沒有專業的影像設備，僅有兩臺小型家庭DV。據此，有位導演根據他的原型，拍攝了一部電影，叫《自娛自樂》。對此，他很生氣，並反駁道：這叫羣衆文化羣衆辦———
“停！卡卡卡！”“過！蠻OK蠻OK！”
顯然，這裏正在拍電影或電視劇。如果這些夾雜着洋文的術語，從某個港臺導演口中喊出，一切就再順理成章不過了，但問題是：不是！
故事永遠發生在江西省景德鎮市的竟成鎮。演員永遠是竟成鎮的村民。當然，導演也永遠是竟成鎮的“文化站”站長周元強。不光自任導演，他還是編劇、攝影、製片人。
今年49歲的周元強，身高只有1.6米，骨瘦如柴，臉色蠟黃。僅從外表看，他與人們印象中的遮陽帽、大鬍子、黑墨鏡構成的導演酷樣，相距甚遠。不錯，他只是個農民。但這個農民卻自編自導了23部(52集)電視劇。
當這個農民頭次聽說好萊塢一部大片居然要投入幾億美元時，嘴張得無比巨大：“天吶！”因爲，直到今天，他的全部家當還只是兩部小型家庭DV。他不理解什麼是豪華製作班底。他也請不起大牌明星。當一部國產電視劇的製作成本已攀升到幾百萬元時，他只用三四千元就能搞掂。
上影導演李欣，領教過周元強拍戲。那是三集古裝武打劇《血海深仇》的一個片段：
手持大喇叭的周元強，一腳蹬在一塊大石頭上，扯着嗓子大聲問：“願意參加的鄉親，請到這邊報個名！”
這天要拍的是一場“羣毆戲”。一陣混亂過後，報名的20多人被分成了兩組，一組演匪兵，一組演俠客。
周元強接下來給演員“說戲”：“做土匪的，你們要主動倒下，這樣才能突出大俠的武功高強。倒呢，也要有個倒相。做俠客的，倒時臉要向上，喊一聲‘啊’；土匪呢，要臉朝下倒地，喊‘哎呦’。”
隨着一聲“衝啊”，飾演正反兩派的演員廝殺成一團兒。突然，不知哪個演員從背後撲過來，把正在全神貫注拍戲的導演撞倒在一攤爛泥塘裏。導演一個挺身，麻利地站起來，擦把擦把滿身的泥湯，接着拍。
的確，滿身是泥的感覺周元強太熟悉了。十幾年前，這雙握攝像機的手還只會扛鋤頭。
1970年，15歲的周元強初中畢業後，回到竟成鎮樊家井村。像豆芽菜般的他，每天要擔兩個和他差不多高的糞桶上工。只要說起幹農活，他就成爲村裏年輕人取笑的對象。
一次插秧，有人撿到一張連環畫頁，“呼的”圍上許多年輕人搶着看。周元強久已抑制的“文化”衝動被激活了。他把自己存了一年的30多元錢拿出來，買了65本書。然後，鄭重在自己9平方米的小屋門口掛起了“文化站”的牌子。
從此，小夥子、大姑娘們幹完活就自動聚集到“文化站”。周元強受到了期盼已久的年輕人的尊重。
上世紀80年代，“文化站”又添置了一臺電視機。雖說只有一個江西臺，還要收兩分錢一張的門票，可一到晚上，年輕人還是把小屋塞得滿滿的。這種熱情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
看得多了，周元強腦子裏突然冒出個“歪主意”：以前農民們閒了唱大戲，演一場看一場，現在能不能把唱大戲變成拍電視劇，反正都是演戲嘛！
他把這個想法跟大夥一說，聽的人都笑出了眼淚：就憑你這“文化站”，窮得叮噹作響。靠一幫子農民，還想辦那麼“高層次的事”？
周元強覺得這沒什麼好笑的。不過就是把我們身邊的人和事，用攝像機拍下來罷了，有什麼難的？他一狠心，從銀行貸了7000元，又專程從上海買了一臺家庭用的M7攝像機。
接着是沒日沒夜地趕寫劇本。他的處女作叫《裏村星火》，主要講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共產黨領導的農民，和國民黨、地主反動勢力作殊死搏鬥的故事，屬於革命歷史題材。儘管足足準備了近半年，可在拍攝前夜，周元強還是失眠了：這支完全由農民、屠夫、木匠組成的攝製組，明天能拍成什麼樣呢？
第二天，拍攝現場人山人海，村裏的男女老少早早趕來看熱鬧。可拍攝一拖再拖，因爲幾個主要演員睡過了頭，有的臨陣脫逃。
第一個鏡頭是演員騎馬朝天鳴槍。由於是首次演戲和騎馬，演員手腳僵硬地爬上馬背，立刻就被摔了下來，反反覆覆七八次才成功。好容易上去了，周元強又遇到了難題：他在前面拍攝，如果馬失控後飛奔而來怎麼辦？
“好怕人吶！”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周元強不住地搖頭。從那刻起，他明白了拍電視遠不像自己想像得那麼簡單。
《裏村星火》中有一場戲：一支4個人的八路軍小分隊要出發了。可是，作爲道具的揹包一個要100多元，而劇組只能買兩個。怎麼辦？
周元強使勁搓着手走來走去，忽然靈機一動，只增加一句臺詞就解決了問題———一個女八路說：“連長，你們兩個先走，我倆隨後就到。”
拍戲用的是塑料玩具手槍，演員們反映聲音和視覺效果都不逼真。周元強急中生智，讓演員準備開槍時，其他人趕緊把一個點燃的小炮放進槍口，隨着“啪”的一聲，煙霧、火花都有了。
拍遊行的場面，演員沒那麼多。周元強把手裏的機器擺弄來擺弄去，發現居然可以打重影！這下子，他做出的遊行場面簡直人山人海。
當年10月，《裏村星火》攝製完畢。首次播出時，連鎮上外出打工的村民們都回來了，整個村子沸騰了。一個只能容納五六十人的大廳居然擠進了200多人。“如果誰把胳膊舉起來就別想再放下”。
只要劇中出現一個人物，便引來一片笑聲。觀衆中不時發出喊聲：“這個是你叔叔”，“那個是你爸爸”，“看！我的孩子在裏面”，“瞧！你舅舅是個壞蛋”。
村民們的熱烈反映，完全出乎周元強的意料：“那麼一個小小的東西，能讓村民們那麼高興……”
打那以後，“文化站”只要籌集到200元時，周元強就組織大家拍一天戲。在哪個村拍戲，就變成了哪個村的節日。
雖然拍片沒有分文報酬，可自願加入進來的農民越來越多。周元強估計，參與拍攝的農民總計已達到兩萬人次，僅登記在冊的農民演員就有1600多人。周導演根據水平和態度，分別把他們定爲一級、二級、三級演員。
“想成爲一級演員，必須是‘百花獎’得主。”周元強一臉嚴肅地說，“當然，這個‘百花獎’是村民們自己評選的。”
雖說只是拍給鄉親們看，但在細節上週元強絲毫不敢馬虎，因爲“不能讓人笑話”。經過幾年的摸索，演員們在演技上有了不小的進步，以致有一次拍攝一場戲時，差點以假亂真。
刑場上，一對母女在分別：“匪兵”對20多歲的年輕母親威逼說，只要你說出紅軍的傷病員藏在哪裏，我可以向團長求情馬上放了你。
試了好幾遍，演員越演越投入。年輕母親一口唾沫吐在“匪兵”臉上。“呸，你別做夢了，廢話少說，開槍吧！”說罷，低頭安慰懷中被嚇得大哭的孩子，“好女兒，別哭，媽媽就要走了，你要聽黨的話，長大了爲媽媽、爲千千萬萬的死難烈士報仇！”
話音沒落，在場扮演村民的演員和一旁看熱鬧的觀衆，頓時哭聲一片。一旁76歲的老漢黃萬堂忘了這是在拍電視劇，舉着柺杖衝上前去，對那“匪兵”一通猛打。周元強和劇組人員趕忙上前阻止，黃老漢纔想起這是在拍電視。
有人說，演戲的最高境界是與生活融爲一體並能影響生活。周元強的作品，無疑個個符合這個標準。
一次，竟成鎮的一個村選舉村主任，不少村民對候選人有意見。周元強決定以此爲題材，拍一部《選舉風波》。
他把演員們拉到貼在村口的候選人名單跟前。“這場戲就拍大家發表意見。”他說，“誰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村民們七嘴八舌地說開了：“大學生當村主任，能行嗎？”“就他，連自己兒子都管不好，還能管大夥？”“我看王大山行，心細、膽大、有本事。”
一場戲順利地拍完了，村民們也因爲在戲裏說出了原本憋在心裏的話，個個心滿意足。
周元強發現，雖然眼下農村的物質生活水平越來越高了，可有一批20多歲的年輕人，整天無所事事，不是打麻將，就是睡懶覺。他便以此爲題材，拍攝了一部反映青年農民生活現狀的電視劇《鉅變》。
“看了真讓人不好意思！”電視劇一播出，就有好多小青年坐不住了，“瞧那個懶媳婦，嘖嘖，真丟人！”
現在，在竟成鎮，“懶媳婦”已成爲遊手好閒者的代名詞，每個年輕人都惟恐避之不及。
與此相照應，周元強和他的劇組，也成了竟成鎮村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眼下，江西等地持續高溫，周元強剛剛開機的武俠劇《瓷都女俠》只好暫停。可村民們不幹了，每天都有許多人跑到“文化站”，催促周元強儘快開機。
“不拍電視劇，俺這心裏空落落的。”70多歲的王秋蓮大娘是劇組的“明星”，演過討飯婆、保長太太和愛吵架的惡婆婆，“兒女們很支持我，說只要我玩得高興就行。”
在竟成鎮的村民看來，演電視劇，就是自娛自樂。爲此，上影著名導演李欣，以周元強和他的劇組爲原型，特邀香港演員李王文和尊龍主演，執導了一部喜劇片《自娛自樂》。
但提起這部影片，周元強的聲音瞬間高了八度：“這部電影歪曲了一個文化站站長多年拍攝電視的良苦用心，我很氣憤！”
在周元強看來：“我們不是自娛自樂。我們這叫羣衆文化羣衆辦。這叫寓教於樂。”
更讓周元強生氣的是，爲回報“文化站”的幫助，李欣當初允諾給予5000元～8000元經費，但電影放映過兩個月之久，當初允諾的經費卻“連個影兒都不見”。
“這麼大的導演還失信。”周元強皺着眉頭嘟囔着，“這些錢夠我們拍兩部電視劇的！”
周元強的故事，讓上海戲劇學院的博士鐘鳴心動。這位博士專門從上海跑到竟成鎮，懇請在劇中扮演一個角色，可週導演不放心這位新人的表演。爲了“這份熱情”，他給了“博士”一個沒有臺詞的羣衆演員角色。即便如此，鐘鳴還是對周元強讚賞有加：“他完全能到高等院校開一門羣衆文化的課。”
這兩天，周元強的心情始終是欣喜與忐忑交織：欣喜的是，26日晚上，他將在北京與張藝謀、李王文、成龍等9大明星，一同擔任“2004中國首屆DV大賽頒獎晚會”的頒獎嘉賓；忐忑的是，他本人蔘賽的作品《虎口剿匪記》不知能不能獲獎。
當然，還有一個心願，他揣在心裏好多天了。“如果能跟張藝謀說上話，”周元強的聲音壓得很低很低，“我想，我想，他要願意，我想拜他爲師。”(記者周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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