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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非典期間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被免職以來，短短一年多時間，中石油集團、北京密雲、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寧、湖南嘉禾、安徽阜陽、中國疾控中心等地的一大批官員，又先後因重大責任事故和違紀違法事件而“下課”或遭嚴厲處分。輿論驚呼：“問責風暴”正在中國政壇掀起。
而今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實施的《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更是詳細列舉了9種應該引咎辭職的情形，爲“引咎辭職”從“風暴”走向“制度”提供了依據。
“引咎辭職”等官員問責制的出臺，是“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的執政理念的體現，是建設民主政治和責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它的正當性在於“權爲民所授”———一切權力都是人民授予的，人民給政府授權，政府給官員授權，官員對人民及其政府負責，政府則通過官員對人民負責。當人民對政府及其官員的工作不滿意時，有權要求負責的官員做出交代，並以適當的責任承擔方式來“謝罪”。
當前，在推進和完善我國官員問責制的進程中，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重視：
首先，要建立健全問責制的體系。問責制是一套完整的責任體系，而不僅僅等同於引咎辭職。一般而言，官員的責任可分爲四個層次：第一層次爲刑事責任，這是最嚴厲的一種承擔責任的方式，此時官員的行爲已經觸犯了刑律；第二層次爲行政責任，官員的行爲雖然還沒有觸犯刑律，但已經違反了有關行政法，因此要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第三層次爲政治責任，官員雖然沒有違法，但違反了黨章的規定或者紀律的規定，要受到黨紀處分，甚至被罷免職務；第四層次是道義責任，官員雖然夠不上前面三種情況，但由於其屬下工作不力或者工作錯誤，老百姓不滿意，基於道義，主動辭去職務，即所謂的引咎辭職。
“引咎辭職”與其他三種責任承擔方式的區別不僅在於前三者是被動型的，而後者是主動型的；還在於前三者實行“無罪推定”和“直接責任”原則，而後者則實行“有罪推定”和“間接責任”原則，即只要老百姓對你管轄的範圍內的工作有意見，你就應當明智地選擇辭職；前三者可以說是法定的，後者則主要是一種政治文化、一種政治慣例。“引咎辭職”等問責形式的興起，其實就是要在我國建立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慣例，當然，它也不能取代或者遮掩前三種責任承擔方式。
其次，要進一步明確問責範圍和問責對象。綜觀一年多來，備受關注的幾起問責事件，我們不難發現其問責範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只有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關注後，才能促成相關責任人被動辭職，至於那些隱瞞事故者，是不會引咎辭職的。而且總的看，目前“引咎辭職”還鎖定在人命關天的大事上，尚未引入決策失誤、用人失察等領域。這與國際社會廣泛的引咎辭職事項相比，顯然範圍是偏窄的。另外，問責對象具體到何人，在黨政領導、正副職、不同層級的官員之間，責任如何分配，也帶有一定的不可預期性。這種不可預期性又與權責不清相連，因而很難令當事人心服口服。例如，在一些問責事件中，行政一把手受到處理，黨的一把手卻沒有受到處理，但在我國現行體制下，行政一把手往往是黨的副手，受黨的一把手的領導，出了事，由行政一把手負責，黨的一把手卻不用負責，這有失公平。
第三，要用程序來保證問責制的健康發展。正當程序是問責制沿着法治的軌道前進、防止陷入人治誤區的保證。以誰來啓動問責程序爲例，目前我們有的做法就不太合適，如在吉林中百商廈的特大火災事故處理中，吉林市市長剛佔標雖然“引咎辭職”，但處理通報卻來自中共吉林省委辦公廳、吉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而不是對其選舉任命的當地人民代表大會。筆者認爲，要使長期習慣於“對上負責”的官員們學會“對下負責”，就應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爲核心，逐步擴大官員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的範圍，並強化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問責權。在這方面，現行憲法和法律已經提供了一定的文本資源，如人大常委會可就特定問題組成調查委員會，可依法提出罷免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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