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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4日，本網以《強姦案DNA鑑定出差錯討清白“嫌疑人”維權苦無門》爲題，報道了2003年6月發生在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區楊葉鎮白沙村的離奇強姦案。一名歹徒連續三天晚上竄入一農婦家對其施暴，卻最終在數名預先埋伏的警察眼皮底下裸身逃脫。在此後的偵查中，警方憑一份錯誤的DNA鑑定結論將無辜村民李端慶當作犯罪嫌疑人關押半年之久。
文章刊登後引起強烈反響。4月19日，警方宣佈對李端慶解除取保候審，向他賠禮道歉併爲其恢復名譽。6月24日，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區分局給予李端慶國家賠償2萬元。隨後，包括中央電視臺在內的多家新聞媒體相繼從多方入手對此案進行報道。社會公衆紛紛詰問：李端慶不是作案人，爲何DNA鑑定偏偏鎖定他？是什麼人、出於什麼目的在DNA鑑定上做了手腳？歹徒何以能從設伏的警察眼皮底下順利逃脫？警方爲什麼要求受害農婦等歹徒作案既遂才發出抓捕信號？一個原本十分簡單的案件，爲何事發一年多不能偵破？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落網後，卻又爆出一個“睡覺抵債”的奇談！那麼，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請看本報記者的最新報道。
冤案之謎
強姦案發生後，由於犯罪嫌疑人逃脫，警方便確定了以精斑找人的破案思路。他們重點選出15名嫌疑人(其中並未包括後來確認的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並將他們的血樣送檢。DNA鑑定先後排除了13人，最後得出結論：送檢檢材檢出兩人混合精斑，一人是李端慶，另一名是受害農婦(下稱農婦甲)的鄰居(下稱鄰居乙)。鄰居乙體態肥胖，與農婦甲描述的歹徒特徵不符，且鄰居乙曾陪同農婦甲報案，民警蹲點守候時，他又一直在民警視線之內。於是，作案人只能是李端慶。
此後的事實表明，李端慶是冤枉的。那麼，那份導致DNA鑑定“出錯”的血樣又是如何鎖定李端慶的呢？
白沙村村民反映：“開始那段時間，民警確實很辛苦，一個多月後，破案毫無進展，有人竟然動起了‘花花腸子’。”
鄰居乙回憶說，2003年7月初的一天，楊葉派出所刑警中隊中隊長徐威突然找到他：“老哥，你幫幫忙，這個案子破不了，我們壓力太大，要不，你也去抽血鑑定一下？”“怎麼懷疑到我頭上了？我還陪着去報案，怎麼可能是嫌疑人呢？”鄰居乙不願意抽血。又過了幾天，鄰居乙再被找去談話，在徐威等人承諾絕不會將其列爲嫌疑人，甚至保證絕不會牽連到他時，鄰居乙終於同意抽血。
很快，一份標明“李端慶”的血樣便送到了黃岡市公安局法醫王子強的手上，王子強立即進行檢驗，“此前一連檢了十多個都對不上，這一下突然對上了！”當時王子強也很興奮。2003年7月21日，黃岡市公安局的刑事技術鑑定書製作出來了，結論爲在陰道擦拭物、兩條內褲、兩條毛巾上均檢出李端慶精液成分。7月22日，李端慶“落入法網”。鄰居乙清楚記得，抽取他的血樣沒幾天，李端慶就被抓了。
徐威等人早就從王子強處知道送檢檢材上檢出兩個人的混合精斑，說明案發當天農婦甲曾經和兩個男人發生過性關係，其中一個是強姦，那麼另一個人必然是通姦。兩種精斑中，A種精斑“點多面廣”，分部在兩條毛巾、兩條褲子及陰道擦拭物上；而B種精斑則只在陰道擦拭物上存在。常識告訴人們，A種精斑應該是長期、多次性行爲形成，也就是說A種精斑應該是通姦者的精斑，B種精斑則是強姦者的精斑。而那份標明“李端慶”的血樣竟然奇蹟般與A種精斑DNA一致。然而，王子強卻從未聽說過本案中有通姦情節。爲李端慶辯護的律師曾問他：“假如有人將通姦者的血樣貼上李端慶的名字送來給你檢驗，結果會是什麼情況？”王子強頓時瞪大了眼睛，不到二十分鐘抽了七根菸，其內心之痛苦難以名狀。“如果不是有人在血樣上搞鬼，結果絕不會是這樣！”良久，王子強終於說出了一句大實話。
之前本報記者採訪時，警方稱因爲涉及個人隱私，不能透露通姦者是誰，後來警方通過武漢一家媒體指出通姦者就是鄰居乙。另外，警方曾宣稱黃岡市公安局DNA檢驗確定精斑之一是李端慶，精斑之二是鄰居乙，可黃岡市公安局並未檢驗過標明鄰居乙的血樣。自始至終，只有標明“李端慶”的血樣對上過號，而且對上的正是通姦者多次性行爲形成的A精斑。
原來如此
引人關注的是，徐威等人曾提出是法官和律師聯手在檢材上做手腳，才造成標明“李端慶”的血樣第二次與第一次DNA結論不一致。對此，有關方面再次抽取李端慶的血樣，同時也抽取了農婦甲和鄰居乙的血樣，還有黃岡市公安局保存的精斑、血樣等原始檢材一併送往公安部鑑定。但是鑑定結論出來後卻一直處於“絕密”狀態，鄂州警方拒不讓李端慶和律師查看，也不讓其他人知曉，只是口頭宣佈其結論再次排除李端慶的作案嫌疑，而檢察機關也自動停止了對法官和律師的調查。
雖然警方不願出示鑑定結論，但一些鑑定專家認爲，根據上述檢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一、當初標明“李端慶”的血樣和後來法醫親自抽取的李端慶的血樣DNA是否一致。若一致，則血樣始終如一，不可能被人做手腳；若不一致，則說明當初標明“李端慶”的血樣非李端慶本人的；二、檢材上混合精斑的DNA、其中包括女性陰道分泌物的DNA和男性精液的DNA是否始終一致，若一致，則無人做手腳，若不一致，則出了問題；三、標明“李端慶”的血樣與鄰居乙的血樣DNA是否一致，若一致，則說明標明“李端慶”的血樣實際上就是鄰居乙的血樣；四、鄰居乙的血樣與部分或者全部精斑DNA是否一致。若一致，則表明檢材上的精斑有部分或者全部是農婦甲和鄰居乙性行爲所形成；五、若鄰居乙的血樣只與部分精斑DNA一致，則其他部分精斑應屬農婦甲和其他人性行爲所形成。
破案何遲
在新聞媒體及社會公衆的一片“問責”聲中，湖北警方加大偵破力度，一時大批破案高手開赴鄂州。經民警反覆做工作，農婦甲終於講出了她與鄰村三峽村村民劉先勝的一段“糾葛”，警方隨即對劉先勝進行調查，最終確定此人就是犯罪嫌疑人。今年7月24日，犯罪嫌疑人劉先勝被抓獲。
至此，案件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隨後的案情發展表明：事情遠沒那麼簡單。
劉先勝的家人及一些鄰居反映，他們以前聽說過農婦甲和劉先勝之間有一個“睡覺抵債”的“口頭協議”。案發前農婦甲的丈夫劉傑向劉先勝舉債三千元做生意，後來劉先勝討回部分現金，其餘欠款催討無果，劉先勝便將農婦甲家較爲值錢的傢俱搬走抵債，但劉先勝認爲抵償不夠，劉傑尚欠其千餘元。後來劉傑因販賣假幣被判刑，劉先勝繼續向農婦甲討債。此時農婦甲家徒四壁，於是劉先勝便提出讓農婦甲陪其“睡”一段時間覺，這筆債便“兩訖”了，農婦甲對此並未反對。既是“睡覺抵債”，怎麼能算強姦呢？再說，雖然農婦甲住白沙村，劉先勝住三峽村，但兩家相距不過幾百米，兩人相鄰居住十多年，劉先勝又曾多次到過農婦甲家，他用得着蒙面，又用得着持刀嗎？因此當警察拿着歹徒留在現場的衣服、鞋子等物讓劉先勝的家人辨認時，他們未予以否認，但當警察拿出刀子要求辨認時，劉的家人堅決否認。
劉的家人承認，劉去年6月4日至6月6日確實連續三天晚上到過農婦甲家，其間與農婦甲發生過關係，但劉先勝到農婦甲家遠遠不止這幾次，“案發時劉先勝將近一個月沒回過家了！”因此劉的家人認爲，如果說沒有蒙面持刀，那麼這個人是劉先勝，如果說蒙面持刀，歹徒恐怕另有其人。但是警方宣稱這次不會再弄錯了，因爲經檢驗，劉先勝的血樣與當初提取的B精斑DNA一致，劉先勝本人也承認那幾天晚上到農婦甲家的人確實是他，只是對蒙面持刀等情節予以否認。
劉先勝落網後，人們這才懷疑農婦甲及陪其報案的鄰居乙會不會有問題。農婦甲與劉先勝的確相識並且甚爲熟悉，那麼爲何她報案時不提劉先勝，案發後長達一年多的時間仍然不肯講出劉先勝的蛛絲馬跡，最後眼看事情鬧得不可收拾，在警方一再動員下，農婦甲才肯講出劉先勝與她的“糾葛”呢？
其實，假如民警細心一點，在農婦甲報案時便應發覺其中一些“微妙”之處。農婦甲雖稱歹徒蒙面持刀，但又說第一天晚上由於驚醒了小孩，她說快出去，免得孩子知道了！歹徒便很聽話地走了。第二天晚上歹徒表明來意後，農婦甲說做這事帶刀做什麼？快把刀放下！歹徒便順從地把刀放下。兩人發生關係後，農婦甲讓歹徒快走，歹徒再次順從地走了。讓人生疑的是，世上哪有如此聽話、順從的持刀強姦犯？假如真是陌生人，他們之間怎麼如此“默契”？
第三天晚上，也就是民警守候抓捕的當晚，農婦甲的大女兒證實，她看見歹徒蹲在牀頭和農婦甲說話，說了五六分鐘，歹徒起來把窗簾拉上，上了農婦甲的牀……其間農婦甲跟歹徒一直在說話，歹徒“嗯、嗯”地回答。農婦甲咳嗽兩聲警察出來，歹徒起身就跑。有人據此認爲，農婦甲與歹徒不僅熟悉甚至還有可能暗示他快跑！歹徒是裸身逃跑的，可現場並沒有面罩；現場雖有一把刀，可刀上落滿灰塵，其上並沒有歹徒的指紋。這說明歹徒既未蒙面，也未持刀。還有一點，農婦甲報案時稱她和鄰居乙懷疑是隔壁某某，故意將警方視線從劉先勝身上引開。種種跡象表明，農婦甲所謂的歹徒，其實她早就知道是劉先勝。那麼農婦甲爲什麼要“袒護”劉先勝呢？有人從心理上分析，案發時劉傑即將刑滿出獄，農婦甲確實不願意再與劉先勝保持關係，因此一方面她想借警方之力阻止劉先勝，讓劉先勝知難而退，另一方面礙於“舊事”她又不希望劉先勝受到法律制裁，於是便出現了這種種“微妙”。
農婦甲是在鄰居乙的說服及陪同下去報案的，鄰居乙說，他和劉傑從小就是兄弟，劉傑坐牢了，農婦甲受人欺負，他理所當然要幫忙。可一些村民認爲，農婦甲受人欺負是事實，但農婦甲曾經和鄰居乙商量過怎麼對付“那個人”，農婦甲知道那個人是誰，鄰居乙怎麼會不知道？鄰居乙對劉先勝同樣非常熟悉，如果他早就知道“歹徒”是劉先勝，卻爲何同樣不對警察提及半點？因此有人認爲，其實鄰居乙根本不是伸張什麼正義，而是“爭風吃醋”，想借警察之手“排除異己”，但鄰居乙堅決予以否認。他說，去年6月5日天剛亮農婦甲就到他家找他，稱有個歹徒蒙面持刀想強姦她；次日晚19時30分許，農婦甲告訴他“這個人”又來了，當時農婦甲要求他想辦法幫忙將“這個人”捉住，但他認爲自己動手不好，怕犯法，還是報案請公安來抓的好，因此他才建議去報案。鄰居乙認爲他的行爲實屬伸張正義。
有媒體指出鄰居乙與農婦甲有通姦關係後，一些村民認爲，是農婦甲和鄰居乙互相勾結把民警給涮了。可鄰居乙稱，他現在“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一提及有人懷疑她和鄰居乙串通一氣報假案、隱瞞重要事實情況，農婦甲也立即變臉反駁。農婦甲說，她家是欠劉先勝500元，但“睡覺抵債”純屬胡說。她確實和鄰居乙商量過如何對付“那個人”，報案也的確是鄰居乙先提出來，但他們確實不知道那個人是誰。對於劉先勝的落網，農婦甲表示她“大吃一驚”。
爲什麼要等作案既遂才發出抓捕信號，這個餿主意是誰出的？農婦甲和鄰居乙均拒絕回答，但農婦甲的丈夫劉傑介紹說，這主意是楊葉派出所副所長葉先華出的，所長袁勝也表示支持。作案既遂說明犯罪行爲已經完成，單憑這一次就能給犯罪嫌疑人判刑。
如何收場
7月25日，劉先勝因涉嫌強姦被鄂州警方刑事拘留。劉的妻子左菊英委託曾爲李端慶成功辯護的譚宏銘律師爲劉先勝提供法律幫助及辯護。譚律師認爲，根據刑法相關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姦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惡劣的最高可判處死刑。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強姦罪的基本特徵是使用暴力、脅迫等手段，違背婦女意志，強行與婦女發生性行爲。通觀全案，現有證據只能證實劉先勝連續三晚到了農婦甲家，其中兩晚與農婦甲發生了性行爲。由於持刀、蒙面等暴力情節只是農婦甲單方陳述，沒有其他證據印證；在整個事件過程中，農婦甲沒有任何反抗，包括語言和行動；加之農婦甲報案是出於他人“提議”，鄰居乙也承認，農婦甲曾經要求他別對任何人講；農婦甲明明與劉先勝相熟卻假裝不識，長達一年多不願講出劉先勝，這說明農婦甲本人也不希望劉先勝被追究刑事責任。總之，既沒有證據證明劉先勝使用暴力等強迫手段，也沒有證據證明劉先勝違背農婦甲意志強行與其發生性行爲。根據以上情況，只能認定本案屬於通姦，譚律師準備爲劉先勝作無罪辯護。
當然，也有人不同意譚律師的觀點，他們認爲劉先勝的行爲確已涉嫌強姦。首先，農婦甲如果自願與劉發生關係，那麼她就不會去告訴鄰居乙，更不會去報案。尤其是最後一次發生關係，農婦甲已經用報案的方式表明她不願意，而劉先勝竟再次欺辱她，劉的行爲不僅涉嫌犯罪，而且情節惡劣，依法應當從重處罰。譚律師認爲，農婦甲雖然報案表明其不願意再發生關係，可警方希望犯罪既遂再行動，農婦甲對此並未反對，此時警方的意志已被農婦甲自願接受，表明她又願意了，因爲警方沒有強迫她，劉先勝更沒有強迫她，因此不能說在警察眼皮底下發生行爲就是強姦。
一些法律專家指出，司法實踐中多數強姦案暴力、脅迫手段明顯，但有些案件的暴力、脅迫手段則不明顯；有的受害人出於其他原因纔去舉報被告，而報案後又感到後悔；也有的並非強姦，一旦翻臉，關係惡化，就一口咬定是“強姦”。是不是強姦，不能簡單地以受害婦女當時有無反抗表示作爲必要條件；是否違背婦女意志，也不宜以被害婦女的作風好壞來劃分。對於半推半就發生的關係，要具體分析，如果沒有證據證實確實違背婦女意志，一般不宜按強姦罪論處；對於起初願意，後來又不願意，或者起初不願意，後來又願意發生關係的，由於婦女意志的變化，案情性質也隨着變化，這需要司法人員全面把握案情，準確做出判斷，否則便會造成不枉即縱的惡果。
李端慶雖然獲得了清白，但他認爲徐威等人刑訊逼供、調換血樣、僞造證據，難道就這樣算了嗎？爲此，李端慶委託律師向檢察機關提出控告，要求檢察機關予以查處。
辦案民警害得農婦甲再次受辱，爲此，農婦甲對警方甚是不滿，她曾經表示早知這樣，還不如自己找幾個人把“那個人”捉住。“等犯罪既遂再抓人”，這話是農婦甲自己講出來的，可當警方大隊人馬駐紮楊葉鎮，賣菜爲生的農婦甲突然“生意興隆”，警方把她家的菜全包了，每天派車到她家拉菜，“警民關係”得到改善，農婦甲又處處爲警方說起好話來。報案時不曾懷疑是李端慶，而後來農婦甲卻稱警方懷疑李端慶並無錯誤，她自己也曾懷疑過；有關部門對“犯罪既遂再抓”之事進行調查，農婦甲又說是她“理解”錯了。家裏出了這樣的事情，農婦甲的丈夫劉傑深感痛苦，8月2日，他找到譚律師請求代爲對民警濫用職權、造成農婦甲再次受辱的行爲提出控告，但由於農婦甲沒有出面，此事只好作罷。
李端慶說，他差點就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譚律師說，他和法官並未在檢材上做過手腳，想當初，徐威等人把他們告得好慘；黃岡市公安局稱，他們以前從未出過差錯，而這一次竟然栽得如此不明不白；劉傑說，他在當地實在是住不下去，準備搬家；鄰居乙說：“我實在太冤！”農婦甲大喊：“我是受害人！”徐威等人訴苦稱，他們壓力太大，擡不起頭來。而劉先勝的家人則抱怨警方不該“偏聽偏信”農婦甲的一面之詞。
爲了維護劉先勝的合法權益，譚律師多次要求會見劉先勝，但警方拒不安排。劉先勝的家人對此甚感失望，最後只好解除了與譚律師的委託關係。同時，由於證據及定性等問題，劉先勝的案子被退回補充偵查一次，現在，案子又到了鄂城區檢察院。然而此案讓該院深感棘手，於是該院決定交給鄂州市檢察院。截至8月25日，鄂州市檢察院尚未批准逮捕劉先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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