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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丁鑫發被免職，成爲全國第一個被立案審查的在職省級檢察長。而此前，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綏化市委書記馬德等一批涉嫌腐敗的高官紛紛落馬，今年以來，多名副省級以上官員被查處。“當官成了風險職業，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套進去了。”一些官員發出這樣的感嘆。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人揮之難去的情結，官員如何變成高風險職業？風險高在哪裏？昨天，記者專訪了著名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先生。
衆多掌權者不懂風險常識
法制晚報(以下簡稱法晚)：現在，有些官員認爲，當官成了風險職業，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李永忠(以下簡稱李)：權力必須成爲負擔，當官就應該有風險。權力意味着責任，權力越大，責任越大；責任越大，承擔的風險也越大。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內，很多掌權者不理解這個常識。
法晚：爲什麼會對此長期不理解？
李：一是受前蘇聯“等級授職制”權力授受模式影響，不少幹部只知權力來自上級，眼睛只盯着上級，就會規避風險，使權力成爲一種樂趣；二是我們雖已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對權力的監督制約體制基本上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權力牟利空間加大而制約欠缺，權力失控成爲較普遍的現象，特別是對“一把手”的監督。“慕馬案”引發17名“一把手”落馬，也證明了風險增加；三是《黨內監督條例》的頒佈及“官員問責”制的完善，讓五百多萬名公務員，特別是幾十萬縣處級以上幹部感到壓力、負擔，在某些追求升官發財的人眼裏，當官的風險自然加大了。
法晚：風險主要表現在哪裏？
李：一是查案力度加重，以前不易發現的問題逐漸被暴露。例如，個別省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的腐敗問題被曝光。二是監督力度加大，專門機關的監督作用不斷顯現。三是羣衆對腐敗現象的揭發檢舉熱情不斷高漲，那些收受紅包、買官賣官、辦私事牟私利的人越來越難以藏身。
巨大收益誘惑貪官“前腐後繼”
法晚：爲什麼各地的跑官賣官現象嚴重？
李：秦朝的呂不韋曾就投資商業和投資權力的獲利比做過深入探討，關鍵就在投入產出比。貪官熱衷跑官，就因他只需向領導進行少量投資，就可通過升官實現巨大產出。在目前的體制下，部分官員掌握了過多的資源分配權，權力集中並缺少制約，一些官員就利用權力牟取鉅額利益。
例如，馬德受賄的2385萬元，絕大部分是其任綏化市委書記的22個月中收受的，平均月進百萬，日進3.56萬元。有100%的利潤就敢踐踏一切法律，有300%利潤就不怕上斷頭臺，在如此巨大的利益誘惑下，買官賣官者衡量風險收益比後，就敢飛蛾撲火，縱身一搏，所謂“前腐後繼”的重要原因就在於此。
法晚：跑官賣官的危害在哪裏？
李：最嚴重的後果就是，一些幹部的主要精力用在跑官上，耽誤經濟發展的同時，還形成惡性循環。馬德雖只是個案，卻反映出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態已惡化到什麼地步。官場環境和自然環境一樣，一旦遭到嚴重污染，恢復就很難。在惡化的官場中，“潛規則”會慢慢戰勝“明規則”，官員“久入鮑魚之肆不覺其臭”，堅持操守者成了異類，遭到排擠、打擊，甚至“逆淘汰”。
雙“金字塔”造成權力監督無力
法晚：因腐敗落馬的官員有沒有共同特徵？
李：因腐敗落馬的官員，大多處於資金、物資、權力資源密集區，這幾乎已成爲腐敗的一個時代特徵。
法晚：造成官場生態環境惡化的原因是什麼？
李：應該說，我們的權力架構設計還不科學，基本是“前蘇聯模式”：權力架構呈“金字塔”形，對權力的監督也呈“金字塔”形，這種架構要麼低效，要麼無效。歷史已證明，權力架構呈“金字塔”形，監督就必須呈“倒金字塔”形。
法晚：你怎樣理解“制度反腐”？
李：我們的反腐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叫運動反腐，當時，對腐敗問題，毛澤東同志覺得，沒有戰爭只有靠搞運動解決。頻繁的運動確實解決了黨內的一些腐敗，但衝擊經濟、文化、政治的發展成了致命傷。
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停止搞運動，但對制度反腐，達成共識需要一個過程，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以領導人的權力反腐。權力反腐的好處是便捷，弱點是隨意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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