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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新華社播發一則消息：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於9月16日至9月19日在北京舉行。
這一消息對於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知名黨建專家葉篤初而言，透露的遠不止上述信息。
『新華社發布中央全會召開日期，過去一般就是一句話。這次消息以800多字的篇幅，實際上透露了全會即將通過的「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決議的大體框架，表明政治局對此早已取得共識。』
令葉篤初感興趣的還有文中一些表述。『政治局會議就會議決議在會前形成表述，並提前以「會議認為」和「會議指出」的語言將其公之於世，這是黨的十五大以來沒有過的事，顯示中央領導對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已經考慮成熟。』
黨建發展的關鍵時期
2004年6月29日下午，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十六大以來的第十四次集體學習。主講人是北京大學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黃宗良教授和中央黨校黨建部盧先福教授。兩位知名黨史黨建專家就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進行了講解。
20多天後的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9月在北京召開十六屆四中全會，主要議程便是研究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
又是20多天後，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發表長篇重要講話，用了較大的篇幅，從執政理念、執政基礎、執政方略、執政體制、執政方式、執政資源、執政環境七個方面闡述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被黨建專家稱為『執政七謀』。
中央主要領導在幾個月內連續多次，就同一個問題發表看法，既表明了『執政能力建設』在當前黨建工作中的重要性，也顯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緊迫程度。
改革開放20多年來，執政能力建設一直是黨建工作的重要內容，但在新的時期，它被提高到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歷史高度。
自從市場經濟大潮摧毀計劃經濟後，相當一部分乾部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執政方式感到茫然。而一些黨員乾部更脫離了群眾，腐敗問題嚴重。
近幾年中，結合國內外的經驗教訓，例如世界上有些執政的共產黨和其他黨的失敗，我國遇到非典這種意外和其他災難性的突發事件，這使我們更清醒地意識到增強執政能力的問題。
世界上一些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在人均GDP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階段，社會經濟結構劇烈變化，利益矛盾不斷增加，社會穩定問題非常突出。中國社會已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
『現在的制度安排已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利益訴求。』中央黨校黨建部副主任王長江教授對本報記者說，『過去認為改一下方法和作風就可以了，現在看來不是這樣。』他指出，這需要從整體上來思考和把握執政規律與執政能力問題。
政治體制改革的『抓手』
鄧小平生前曾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談話，囑托他們『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希望，在2021年即建黨100周年時，包括黨的自身建設在內，我國各方面工作都能達到成熟定規。
王長江認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意味著黨的改革已經『進入實際操作階段』，開闢了很大的理論空間。這等於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作為推進整體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抓手』。
事實上，胡錦濤總書記也表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不僅僅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在數年前，王長江在中央黨校地廳乾部進修班的一次討論中，提到了『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這個問題。學員們對這個問題非常感興趣。王長江講完後，一個學員立刻表示想談點看法。只聽他用很不理解的語調說：『我對「合法性」這個用詞從感情上很疑惑。難道我們堂堂這麼大一個執政黨，還是非法的嗎？還要去爭取什麼合法性嗎？』
事實上，這裡的『合法性』是一個政治術語，意味著公民對現存政治秩序和政權權力的信任和認可。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擁護不擁護』、『答應不答應』。
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對一位省部級學員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講的幾句話至今記憶深刻。
這位省部級乾部從自身的工作經歷中體會到，今天從老百姓角度看執政黨，有幾個『看』和幾個『不看』：不看歷史看現在，不看說的看做的，不看中央看基層，不看政績看敗績。
謝春濤說，現在改革的難度甚至不亞於『文革』結束初期：『過去可能只解決溫飽問題，現在老百姓對經濟、政治、文化都提出很高的要求。對於共產黨來說，老百姓肯定是拿世界上最高的標准來衡量你，這高過任何一個時期對共產黨執政能力的要求。』
王長江認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條件下，執政黨的合法性，更多來源於制度的合法性。
有專家認為，此次四中全會在乾部人事制度改革上有望繼續深化，對於乾部選拔中提名權的問題、差額選舉等問題將有望出臺一些實質性的制度。
『加強合法性，實際上就是提高你的執政能力。』王長江說，『合法性意味著你的執政成本。合法性高，執政成本就低；合法性高，認同就高，你的政策老百姓很認同，還沒出來他們就悄悄乾開了。政策一出來，他更群情高漲，那你還有什麼執政成本啊？』
權力的監督和制衡
今年年初，歷時13年制定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正式出臺，兩天後，傳出了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因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二審被維持死刑判決的消息。
當即，有評論家發表文章《黨內監督條例能否管住王懷忠》，認為條例的出臺，填補了黨內監督的法規『缺位』，最重要的還是真正落實，尤其是對『一把手』的監督。
腐敗問題被一些學者稱為社會的『毒瘤』，其根源就在於不受約束的權力。
對於腐敗的嚴重性，謝春濤說：『盡管大部分黨員都是好的，但是少量有問題的人造成的負面影響，與其在黨內佔的比例完全不相稱，惡劣影響大得多。
此次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解決長期以來黨內權力制衡和監督的問題。
55年執政之路
9月16日至19日，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數百位中央委員會聚在一起，討論『執政能力』這個與國家和民族命運攸關的重大主題。作為中央全會的主題，在黨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
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實際上經歷了兩個巨大的轉變：一是從從事革命的政黨到執掌政權，二是從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前一個轉變要求政黨從斗爭、革命、破壞舊秩序轉為謀求建設和發展，後一個轉變則要求法治和民主。一個政黨能不能更好地發展，取決於能否順應這些客觀要求。
通俗地說，執政能力就是政黨治理國家的本領。加強執政能力的話題雖是第一次作為中央全會的主題，但實際上在執政55年中，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不斷地根據現實的巨變進行著調適。
我們回顧這段執政歷程，就是想找出其中國家現實與政黨之間的互動脈絡，看看其中的經驗教訓，最重要的是認識到我們今天增強執政能力的必要性、緊迫性和巨大價值。
『馬上』治國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離開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動身前往北平。
周恩來得知毛澤東睡眠不足，勸他注意休息，毛澤東興奮地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麼行呀？』周恩來說：『我們應該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很有信心：『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6個月後的10月1日下午3時，天空門前成了人的海洋，毛澤東在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年胡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激情四溢的長詩：『時間開始了！』
民盟主席張瀾穿著一襲舊布長衫，站到了天安門城樓上。架不住毛澤東的親自勸說，77歲高齡的他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剛在王府井做了一身新呢衣穿上的毛澤東看到他的打扮，笑道：『表老，你太儉朴了。』
民主建政激發了從普通民眾到民主黨派及黨外人士巨大的參政熱情。從張瀾到『七君子事件』主角之一、上海灘大律師史良，再到羅隆基和李濟深，當時6位國家副主席中有3位黨外人士，4位政務院副總理中，有黨外人士2人。在政務院所轄的34個部委中，14名黨外人士出任正職。
長期關注中國的美國中國問題觀察家費正清在他的書中寫道：『1949年以後城市裡早期的公眾情緒，由於對中共的不斷增長的信任，是一片歡欣鼓舞。』
幾年的時間裡，中國共產黨在一種民主的氛圍裡完成了建立國家政權的一系列工作。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當時專門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在組織8000多人討論、修改的基礎上，後在全國有1.5億人參與建言，征集到各方面意見118萬多條。
但『欣欣向榮』的景象，回避不了一個長期從事革命的政黨如何適應執政地位的問題。毛澤東進京前擔心的問題不久成為現實：一些乾部爭名奪利，甚至貪污腐敗等問題開始露頭，官僚主義習氣沈渣泛起。
天津的張青山、劉子善，成為建國初期最早被嚴懲的黨內高級乾部。他們為締造共和國出過力、流過汗，但反過來卻又偷揭共和國大廈頂上的磚和瓦，令黨和人民無法容忍。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八大對全黨提出警告：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染上官僚主義的毛病。鄧小平在會上重申：『我們需要實行黨的內部的監督，也需要來自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
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問題及思路，是對建國初期共產黨執政的認真總結。但這個時候，面對樂觀的國內形勢，一些黨的領導者開始認為，共產主義不再是什麼遙遠的事情了。
然而年輕的執政黨開始為它的年輕付出代價。從1957年反右斗爭嚴重擴大化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再到10年『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歷了長達20年的曲折前進和嚴重挫折時期。
回溯歷史，這個曲折反映了對執政規律錯誤的認識。事實上，這個曲折也從反面反映了執政的規律性要求：『執政』意味著對一個國家建設、發展，而不是斗爭、破壞。
回歸執政本位
1978年之後，在鄧小平和黨中央的努力下，黨開始努力走出『文革』的陰影，重新認識自己的任務和使命———作為執政黨，中心任務決不是搞階級斗爭，而是『現代化建設』，是謀求發展。
1980年，四大經濟特區先後設立，『第一個吃螃蟹的勇士』袁庚在蛇口開始創造他的英雄事業；小崗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在全國推廣，鄉鎮企業蓬勃興起，溫州農民洗腳上田，拿著當地黨委開的介紹信走向全國各地。
鄧小平對『文革』的反思和反撥遠不止於此。他痛感於權力失去約束和個人崇拜的慘痛教訓，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尖銳指出，現行領導制度中存在『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乾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要求對領導、組織制度進行堅決徹底的改革。
黨的十二大在乾部新老交替上寫下了耐人尋味的一筆。全會選舉產生的348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新人有211名，其中包括後來在政壇上擔大綱的江澤民、李鵬、李瑞環等。執政黨的領導層大規模地輸進了新鮮血液。
同時，對於改變領導體制和打破終身制問題，鄧小平表現出了一個傑出人物的歷史性自覺。黨的十三大，鄧小平堅持不進常委會，只保留了軍委主席一職。1989年11月9日，他辭去軍委主席一職。3年後的中共十四大決定，不再設立中顧委，而代之以退休制度。
以大歷史的眼光考察，鄧小平廢除終身制的改革，使終身制第一次在這片土地上被根除，從制度上實現了執政隊伍的新老更替。
從1984年起，中國經濟改革開始大步邁進，以往被視為『洪水猛獸』的『商品經濟』第一次被寫入《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經濟改革中的關鍵一環———價格改革，也在這年開始實行。
出於謹慎，價格並沒有完全放開，而是實行了『雙軌制』，同一種商品出現了計劃內和計劃外的兩種價格，這給一些乾部利用手中的權力換取金錢提供了空間，造就了市場經濟最初的腐敗現象。
在此形勢下，政治體制改革被提上日程。1986年6月10日，鄧小平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
市場經濟的挑戰
1992年，北京許多申請辦企業執照的單位和個人被告知，庫存執照已經發完了。在上海，市工商局連續半年，每個月發掉2000多個個體營業執照和150多個私營企業執照。『辦公司去！』成為當時黃浦江兩岸最時髦最激動人心的口號。
這一年年初，88歲高齡的鄧小平再次南巡，真正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取向，改革開始向縱深推進，中國經濟出現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長。
一個值得一提的數據是，1998年，中國綜合國力和美國綜合國力的相對差距由1980年的5倍縮小到3倍。
如何在加速改革開放的同時推進黨的建設？南巡中，鄧小平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在強調市場經濟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擔心：『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說到底，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
鄧小平的懮慮可謂未雨綢繆。1990年代，中國社會全面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大量深層次的改革問題開始出現並迅速積累，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平均主義的陰影消融之後，兩極分化的現象便開始擴展。官方機構測算，進入新世紀，10%的最低收入家庭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財產總額則佔到45%。
社會貧富分化令一些專家懮心忡忡。『綜觀世界各國，執政黨的一項根本任務就是社會整合，把社會各方面的積極力量集合起來，共同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說。
市場經濟環境中，一些乾部仍然沿襲傳統的領導方式，在實際工作中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用運動的方式處理市場經濟中產生的各種問題。
中央黨校對縣以上乾部的一項調查顯示，被調查乾部中需要增強科學判斷形勢能力者佔60%；需增強應對復雜局面、依法執政、總攬全局能力者，分別佔35.7%、43.4%、19.9%。而普遍缺少的是駕馭市場經濟能力，比例數達66.9%。
新局面下，權力監督機制不健全，導致腐敗有所增長。官員貪污受賄的金額不斷拔高，級別不斷上提，從地級市長、市委書記到副省級乾部胡長清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並出現了廣西、遼寧、福建等省官場腐敗『窩案』。
隨著轉型的加速，『陣痛』也在加劇，一系列社會矛盾對執政黨提出了挑戰。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農民增收困難，『農民負擔』問題愈演愈烈。一些地方基層乾部為了向農民收取稅費，采取了過激甚至高壓的手段，導致了農村黨群、乾群矛盾的大量積累，農村出現不穩定的跡象。
1990年代以來階層利益分化的同時，以民營科技企業創業人員、外資企業員工、私營企業主和自由職業者等為代表的新社會階層不斷出現。他們經濟上有實力，文化水平高，但政治上怎麼定性？這是執政黨無法回避的問題。
面對著急劇變化的中國現實，共產黨也在對自身進行相應的調適。比如面對腐敗的滋長，紀檢體制也在不斷改革，自從1978年恢復紀委系統以來，紀委書記從開始不擔任黨委常委到擔任常委，再到擔任黨委副書記。今年以來，紀委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昇，中央部委的紀檢機構由中紀委垂直管理，這一直管體制有望在更大范圍內推廣。
2001年，江澤民發表『七一』講話，系統地闡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時指出包括私營企業主在內的社會新階層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這從理論解決了對新階層的認識及私營企業主入黨等問題，從而也使得執政黨的階級基礎的難題得以解決，執政基礎更為廣泛。
政黨建設的世界眼光
前幾個月，湖南嘉禾縣珠泉商貿城拆遷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而據媒體調查，絕大部分嘉禾人也認為商貿城工程是一個利國利民的『好項目』。
然而，這麼一個『利民工程』卻在嘉禾決策者的不當操作下變成了一個民怨沸騰的工程。原因何在？
事後縣委書記周餘武反思：長期以來我用行政手段推動工作的慣性還在起作用，沒有學會運用經濟手段來推動經濟建設。長官意志和任性的政府行為，導致結局慘重，代價高昂。
周餘武『滿懷為人民謀利的熱情』，卻讓人民利益受到損害。其執政方式和執政水平問題，在嘉禾事件中再一次引起了高度關注，更加顯示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緊迫性。有學者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既反映了黨對發展問題的新認識，也反映對執政規律的新認識。堅持科學發展觀，纔能避免湖南嘉禾拆遷事件之類問題的出現。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堅持什麼樣的發展觀，對這個國家的發展會產生重大影響，不同的發展觀往往會導致不同的發展結果。』
事實上，如何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一直是新世紀以來高層思考的問題。
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新老中央領導層實現了平穩過渡的同時，『完善領導體制』、『增強執政能力』被正式寫入黨章總綱，同時黨章還專門增加了對領導機關和領導乾部進行監督的內容。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議程中出現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這一項，被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稱為『述職』。
黨內民主制度改革也在逐步推進。十六大報告提出從改革體制機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黨員和黨組織意願的黨內民主制度，隨後，各地開始新一輪黨代會常任制試點。
四川雅安黨代會常任制的試點走在前面，當時他們還進行了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縣級黨代表直選，在黨代會內還設立了監督委員會，用以監督常委和全委委員。
2004年2月，《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作為共產黨完善黨內監督的重要舉措頒布。同時中紀委啟動改革步驟，對派駐部委的紀檢監察機構實施『直轄』。
面對新的國際國內形勢，高層把黨的建設放在全球政治力量較量、變化的大背景下思考，使執政黨的能力建設有了更寬廣的世界眼光。
中央黨校一位教授告訴本報記者，幾年來，中央黨校、中聯部關於國外政黨執政經驗教訓的研究成果頗多，相關的書籍成批出版，『這在過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執政有個性，更有共性，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當然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但同時，也不能不學習和借鑒外國政黨執政的經驗教訓。吸收借鑒其他政黨活動共同遵循的規律，也就是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說。
9月16日開幕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作為會議主題，引起了人們的頗多期待。
王長江指出，執政能力建設的提出，標志著政治體制改革進入了操作的層面，『等於把它作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抓手」』。可以預料，執政能力建設將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巨大的理論和實際操作空間，而所有的一切，最終都歸結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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