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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資源型城市正在經歷着痛苦的轉型。”在日前結束的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研討會上，有專家指出。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研究員肖金成、王青雲共同調查發現，我國資源型城市共118座，總人口1.54億人，其中市區非農業人口3400萬人，職工1250萬人。
儘管有學者對資源型城市的數量意見不一，但大家有這樣的共識：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單一，礦產資源日漸枯竭，經濟發展日益落後，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日益嚴重，人民生活和就業日益困難。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過去礦工收入位於各行業之首，現在，相當多的礦工家庭人均收入低於當地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肖金成分析說：“資源型城市對資源具有很強的依賴性，資源總有枯竭的一天。資源型城市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推進經濟結構轉型。”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丁四保教授認爲，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時是一個坎兒。“政治體制問題、社會問題、環境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在這個時候都顯現出來，整個國家再不能靠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解決問題。因此，城市經濟轉型，尤其是資源型城市轉型被擺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目前，中國一批資源型城市已經開始進行經濟結構轉型。國務院確定的第一個轉型試點城市遼寧省阜新，將轉型目標鎖定“現代農業”，已實踐3年。同樣因煤而興的河南省焦作市，近年來實施三個戰略轉移，城市性質開始由原來的煤礦工業城市向綜合性工業城市、旅遊城市、山水園林城市轉變，等等。
資源型城市轉型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
在西部一個資源枯竭城市，當聽說有下崗職工用三輪車拉着妻子去歌廳上班時，中科院研究員沈鐳被震撼了。“資源型城市的轉型必須用科學的發展觀來指導。”他不希望悲劇再上演。
“20多年前，作爲山西省能源基地建設規劃研究總顧問，我就曾提出山西經濟發展要實施‘十字型發展戰略’，但這一想法在當時不可能變成現實。山西省作爲全國能源基地，首要的任務是保證全國經濟翻兩番，大量開採煤炭，輸出煤炭，但本地的經濟發展仍然落後。”
“我說的是山西的教訓。過去片面要煤，我們是吃了苦頭的。”往事重提，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壽波反思說，對於科學發展觀，以前人們的認識是不足的，認爲礦業城市靠資源吃飯，天經地義，所以礦業城市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山西的教訓不是孤立的。有知情者不久前告訴記者：“20年前，時任阜新市委書記的馬波就曾提出阜新要實施‘戰略轉移’，可惜當時人們認識不一，否則，阜新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馬波之所以有這樣的動議，是因爲原本各方面不及阜新的縣級市朝陽市，1984年的工農業總產值首次超過阜新。馬波呼籲遼寧省加大對阜新的投入，省政府承諾給予27億元的資金支持，可到位的資金只有1／10。
“爲此，1986年，馬波給遼寧省委寫了一封信，直稱阜新當時的經濟總量養活不了54萬城市人口，城市存在吃水、排水、入學、行路四大難題。在信中，馬波嚴肅地指出：‘我們的經驗是建成了煤電之城，我們的教訓是對資源型城市認識不足’。在信的結尾，馬波注着‘立此存照，經歷史檢驗’的字樣。
“馬波的信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認可，但遭到了主要領導的批評，認爲阜新‘自力更生精神不夠’。馬波的仕途因此受到影響。但事後人們認識到，馬波的話是對的。”
國內外大量資源型城市發展的事實證明，選擇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結局截然不同。一類是“礦竭城衰”，一類是“礦竭城不衰”。雲南省的東川，是世界“東川式”銅礦的代表地，1958年設立地級市，銅業的產值和稅收曾佔到全市工業總產值和財政收入的2／3。可上個世紀90年代，隨着銅資源的不斷枯竭，東川礦務局下屬的4個銅礦全部破產。1999年，原地級東川市降格爲昆明市的一個縣級區，成爲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礦竭城衰”的城市。
“礦竭城不衰”的城市，大多是在城市經濟有了一定規模和基礎後，大力發展非資源型產業，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像德國的魯爾和我國的焦作、唐山等。
據統計，我國20世紀中期建設的國有礦山，有2／3已進入“老年期”———440座礦山即將閉坑；390座礦城中有50座城市資源衰竭，300萬下崗職工、1000萬職工家屬的生活受到影響。
徐壽波院士告訴記者：“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爲礦業城市和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發展與轉型提供了很好的機遇。”他希望所有處在轉型期的資源型城市能抓住機遇，堅持科學發展觀。
他說：“無論什麼城市都有轉型的問題，靠資源吃飯不長久，靠資金吃飯有風險，只有靠科學技術吃飯、靠人才吃飯纔是最長久、最保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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