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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每一位稍知近現代史事者來說，梁啓超都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這位曾活躍於中國政壇、學界三十餘年的一代風雲人物，與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開中國風氣之先，文化革新，論功不在孫黃後”。他晚年摒棄政務，專心向學，著作等身，建樹甚豐，被稱爲“新思想界之陳涉”，伊然爲新舊學術交替時期之學界泰斗和領袖。而其與南開大學的一段舊日淵源，也頗值得稱道。
南開大學成立伊始的二十年代，是中國學術界日漸活躍和繁榮的時期。諸說層出，觀點紛呈，被大多數學者目爲又一度的“百家爭鳴”。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西方文明暴露了危機，引發國人對學習、引進西方文化更深人的思考，同時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懷疑和動搖；於是，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論調便佔有了一定的地位，出現了國學研究的熱潮。梁啓超便是其中主要代表之一。他在戰後遊歷歐洲，歸來著成《歐遊心影錄》，認定中國國學在將來世界上佔重要的地位，並說西歐文明還需要中國文化去調劑，亟力勸學者去整理國故，引起學界的很大反響。他同時還堅持教育救國論，開始放棄上層的政治活動，全力從事於“培植國民實際基礎的教育事業”，因而便和同樣致力於振興民族教育的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先生同聲共氣，相應相求。
1921年9月，成立僅三年的私立南開大學邀請梁啓超參加開學式。樑先生欣然前往，並在會上發表演說，盛讚年輕而充滿希望的南開：“……我們要希望大學能辦得歐美那樣好，能發揚中國固有的學術，不能不矚望於私立的南開大學了。南開師生有負這種責任的義務，如是南開大學不獨爲中國未來私立大學之母，亦將爲中國全國大學之母”。梁啓超鼓勵南開學子：“我盼望諸君不要怕難，奮興起來，一面發揚我國祖宗傳下來的學業，一面輸入西歐文化，這樣責任不能不望之於中國私立的南開大學了”。
其後，南開大學遂聘請梁啓超在校舉辦中國文化史講座，講演的題目爲《中國歷史研究法》，每週一、三、五下午四時至六時舉行，後來每週又增加二個鐘點。學校對梁啓超先生的講座非常重視，規定此科爲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梁啓超本就文采飛揚，口才又極佳，每次演講兩三個小時之久，而毫無倦容，誠可謂誨人不倦；他的演講受到南開師生的熱烈歡迎，聽講者達數百人之多，幾乎傾校而動，而且還有不少天津其他各校教員、學生前來旁聽。樑先生授課非常認真，凡因事誤課必定補講；並且還進行正規的考試，考試第一次便收到121份答卷，幾佔全校學生之半數。講座結束後，梁啓超還同歷史班全體學員合影留念，師生關係甚是融洽。
梁啓超的講義是其所擬編撰的“中國文化史綱”中的第一篇，後經整理，便以同名著作出版，風行一時，成爲其自視得意之作之一，也倍受學界所推重。而樑先生之講座對於南開大學歷史學科發展的推動之功，自可想見。梁啓超對南開大學的感情是深厚的，爾後他曾多次來校講學。1922年2月，在即將赴清華學校講演前夕，樑先生又親臨南開大學新學期開學式作演說，對於“青年元氣之培養”等問題，再三注意，開導周詳。他指出，從學校到社會是人生最危險時代，青年人對婚姻、職業等諸方面尤其需要謹慎；從而鼓勵南開學子要“從物質、精神上加增培養元氣的資料”，“尋出一種高尚的嗜好、自己的人生觀”，養浩然正氣，以與惡社會中的壞性質、壞習慣作鬥爭。1923年7月，梁啓超與胡適等名學者應聘主講南開大學暑期學校。1923年春樑先生又講學南開，著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文。他不僅自己親自來校作學術指導，而且還曾邀請國外著名學者如羅素、杜裏舒、泰戈爾等以及國內學界名流如張君勱梁漱溟、蔣方震、張東蓀等來南開講學。這對於南開學術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
南開在嚴範孫、張伯苓諸先生篳路藍縷的努力創建下，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以樸實、精進的學風和優秀的教學質量知名於海內外，這引起梁啓超的高度重視和由衷讚揚。他曾多次以南開爲範例闡述對教育的意見，特別是在他承辦中國公學時，便常常引南開爲先導與楷模；而且他對於南開的建設、發展也多所屬意，盡心擘畫。早在1921年，他親撰《爲南開大學勸捐啓》，即指出，“大學教育之設施及擴充，爲我國目前最急切之要求”，而普及大學教育，則不可不以私立爲官立之助；私立大學有諸多優點，“在我國教育史上，若宋之鹿洞、明之東林，其性質皆爲私立大學，而一朝文化系焉。方今百度更新，茲事需要，益如飢渴。而十年以來，完善之組織尚未有聞，斯亦士大夫之羞矣。南開大學者，其基礎建設於中學之上。南開中學之成立有十七年，……學科之完善，校風之粹美，既已爲海內外所同認。三年以前，主校事者鑑於時勢要求，深感進設大學之必要。藉各方面有力之贊助，幸而獲成，分置理商文礦四科，歷級已屆三年，注弟子籍者將及四百，規模粲然具矣。……某某等爲公爲私，皆深感南開爲我教育界之一元氣。”他籲請“凡屬愛羣自愛者對於茲校直同負愛護扶助之責，願竭綿薄以贊厥成”，對南開關懷切切。梁啓超還一度向張伯苓校長表示，“若將文科全部交我，我當負責任”；並舉薦張君勱爲主任，蔣方震、張東蓀、林宰平、梁漱溟等各任一門，預言“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萬丈”，南開文科辦三年後，令全國學校文史兩門教授皆仰本科供給”。
1922年底至翌年，梁啓超閉門謝客，養病於天津，遂有在南開大學創辦東方文化學院的設想。《南開週報》第54期(192年12月30日)刊發題爲《東方文化研究院成立之先聲》的消息，說：“自梁任公先生與學校方面共議在本校大學部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後，一般有志東方學術研究者，莫不引頸高呼，期此世界獨一之研究院儘早成立；而學校方面半年來亦積極與任公先生籌劃一切，如募經常費，敦請當代大學者張君勱、蔣百里諸先生來院講學等，不遺餘力。近復聞任公先生已定於本月十五日由南京來津，專與學校計議此事。吾人深望此番計議早見施行，稗東方文化得大放異彩於環球也”。爾後梁啓超即起草《爲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一文，倡議“設一講學機關，名曰文化學院”；並擬定：“院舍設在天津南開大學新校址中。一切學課與南開保持相當之聯絡關係”。後來雖因資金、人事等諸多原因，此舉遂擱置而未成；但樑先生的倡引之功以及其對南開的鐘情，卻是足令我們常引以爲念的。
1925年後，梁啓超赴清華國學研究院就任導師，而對南開卻關心依然。1927年10月間，已罹病在身的梁啓超又親爲南開二十三週年紀念手書“弘毅”二字，並在《祝詞》中說：“本校二十三週年大慶，敬寫《論語》兩字奉祝。頻年喪亂頻仍，全國教育破產，本校實巋然魯殿靈光。任重道遠，薄海屬望。願以此兩字，與多士共勉也。”殷殷深情，諄諄厚意，盡在字裏行間。
1929年1月19日，梁啓超病歿於北京協和醫院，一代文化巨星殞落。可以說，南開的成長，是和衆多學術大師的關愛、提攜所分不開的。梁啓超便是這其中相當突出的一位代表。撫今追昔，寄思而往，前賢的鼓勵與囑託，將永遠是我們自強不息的動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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