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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的邀請，俄羅斯聯邦總統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普京將於今日乘專機抵京，開始對我國進行國事訪問。
1985年8月，時爲克格勃少校的弗拉基米爾·普京來到前民主德國德累斯頓，開始了他在那裏近4年半的生活。雖然他這段工作時間不長，但這卻是其人生中的一個重要時期。一位當初在德國與普京一起共事、現移居捷克的名叫弗拉基米爾·烏索利採夫的克格勃退役軍官最近就普京的這段經歷和工作寫了一本書，書名爲《戰友》。限於篇幅，下面摘譯的僅是本書中的幾個片斷……
-好友舉薦
冷戰時期，以美國爲首的北約是蘇聯在歐洲的主要對手，民主德國爲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對抗的前哨和其特工部門較量的舞臺。因此，蘇聯克格勃將許多特工派往民主德國。柏林專設有克格勃本部，其全稱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克格勃本部，各地區設有克格勃代表處，編制一般爲3至7人不等。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簡稱“斯塔希”。克格勃人員隨身攜帶有“斯塔希”證件。
我和普京是在德累斯頓克格勃代表處邂逅相識、一起工作的。包括處長拉扎裏·拉扎列維奇上校在內，我們代表處一共是6個人。按規定，克格勃派駐國外所有特工的工作都是有期限的。我們代表處也是定期進行人員輪換，往往是有的走，有的來。時值1985年夏，來自列寧格勒的鮑里斯在這裏的工作期限馬上就要屆滿了。根據以往經驗，參與輪換的大都是紅旗學院的應屆畢業學員。因爲，該校多年來都是專門負責爲克格勃培養情報幹部的。鮑里斯由此斷定，前來接替他的八成也是紅旗學院某個應屆畢業學員。這時，他自然便想起了他早就結識的同鄉好友普京。
返回德累斯頓後，鮑里斯立即將上述信息向處長拉扎列維奇做了彙報，並當面推薦說，他的好朋友普京應是最佳人選。
拉扎列維奇欣然接受了鮑里斯的推薦，認準了普京。他隨即開始抓緊“活動”，與有關各方密切協商，結果很快便如願以償。
-蒐集情報
當人們得知我和普京曾一起在德國工作過的時候，他們中常常有人好奇地問我：“當初你們在德國都做什麼？普京都做什麼？他幹得怎麼樣？”
光陰荏苒，時過境遷。談及當時工作，現在已無什麼祕密可言。其實說來也簡單，那時我們做的不過是一些日常性情報工作。當然，普京也不例外。
在拉扎列維奇上校的領導下，我們全處首先是上下齊動手，執行以下所謂集體任務。
當初莫斯科把北約當做主要對手，自然就對其各國的任何情報都感興趣。因此我們所做的，實際上也就是針對北約的日常性情報工作。情報具體內容涉及方方面面，主要是：我們感興趣的國家各政黨情況及其內部趨向，其現任和未來領導人情況，他們中誰有可能升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這裏重要的是，要弄清他們是何許人，他們都是在做什麼，做得怎樣。此外，還須弄清我們感興趣的各國外交部都是在做什麼，它怎樣就世界各地的各種問題制定自己的政策。或者說，我們的對手對某些重大問題(諸如裁軍談判等)將持什麼立場。如此等等。不用說，北約及所屬國家的軍事情報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當時東德一些不滿社會現狀的人紛紛移居西德。克格勃在這些人中發展間諜相對較爲容易。這些東德人雖然對其社
會現狀不滿，但他們並不反對戈爾巴喬夫。我們的主要根據是他們都相信這樣一點：如果美國人撤出西德，蘇聯也一定會從東德撤軍。這些人遷居西德後即成爲那裏的新公民。我們設法在他們中間招募間諜，令其向我們提供情報。那時在西德潛伏的克格勃間諜大約不超過20名。我們只是象徵性地給他們點零花錢，他們交一次情報，有時我們才只給50馬克。這些爲克格勃提供情報的人有時竟不知道他們是在爲誰工作。我深信，他們許多人都是雙面間諜，他們同時還在聯邦德國偵察局或聯邦德國護憲局領取報酬。
執行代號爲“光線”的祕密行動，是駐民主德國各地克格勃代表處的重要任務之一，其具體任務就是密切監視民主德國領導人。莫斯科要求我們隨時向其提供有關民主德國政治形勢的情報。但我在這裏必須指出，莫斯科這樣做，並不是要推翻時任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的昂納克，而是要提醒後者注意清除其黨內某些心懷不滿的分子和對“斯塔希”持批評態度的特工及宗教活動家。
莫斯科搞“光線”行動還另有緣由：40年前，即1945年2月，英美兩國飛行員對德累斯頓進行了狂轟濫炸。但1985年2月，昂納克竟邀請當年參與此次轟炸的一些英美飛行員前來出席二戰中被摧毀的塞珀歌劇院重建落成典禮。莫斯科對此頗有微詞，認爲昂納克此舉是有意對其疏遠，而主動與英美套近乎，從而擡高英美盟軍在二戰中的地位。落成典禮那天，克格勃在塞珀歌劇院廣場佈置了暗帶傳聲器的便衣人員。這樣，昂納克的講話就直接傳到了克里姆林宮。
以上所謂集體任務不勝枚舉，作爲代表處一員，普京當然也大都積極參與其中。
-時局突變
1989年11月，柏林牆轟然倒塌。自此，時局突變，我們也陡然陷入困境。一天，數以千計憤怒的示威羣衆走上街頭，進而衝擊“斯塔希”機關。我們辦公樓四周也聚集了許多示威者，其中一些人甚至試圖衝進我們大樓。情況危急。樓內有大量機密文件，但我們卻無力有效地予以保護，因爲我們這裏平時只有幾個警衛值勤。危急時刻，普京挺身而出，疾步向示威者走去。他自稱是德語翻譯，遂以流利的德語，客氣地問示威者想要幹什麼。普京耐心解釋說，這裏是蘇聯軍事機關，勸他們儘快離去。但這些人個個橫眉豎眼，充滿敵意，顯然不肯就此罷休。情急之中，普京給駐當地蘇軍打電話求援。但是，他得到的卻是冷冰冰的回答：“沒有莫斯科的命令，我們什麼也不能做，而莫斯科卻始終沉默無言。”這之後又過了好幾個鐘頭，我們的軍人總算趕到了現場，示威者這才四散而去。
這之後，局勢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拾，我們再也無法繼續堅持工作，只得儘快撤離。接着，我們便奉命做撤離準備。這準備工作相當繁瑣，其中首先要做的是不捨晝夜地處理文件：有用的存檔，而後發回莫斯科；沒用的，則一律銷燬。由於銷燬文件量大，時間又緊迫，我們甚至把一個火爐子都燒壞了。出於安全考慮，我們及時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和來往，我們的諜報網也隨之停止了一切活動。
在德幾年，我和普京相交甚篤，相知甚深。因此，我們在一起總是不遮不蓋、無話不談。我認爲，普京當時的言行就已充分表現了一個政治家非凡的洞察力。在我們私下交談時，他尖銳地指出，柏林牆倒塌勢所難免。蘇聯迅速喪失在歐洲的陣地固然令人扼腕，但這也是一種必然。不幸的是，這話竟被普京言中了。此後蘇聯解體的嚴酷事實恰恰印證了他的上述預言……
1990年新年剛過，我們即開始撤離。國家前途未卜，命運岌岌可危。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普京真正是胸懷忐忑、憂心忡忡。作爲熱烈的愛國者，他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牽掛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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