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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筆者發表題爲《中國外交的戰略選擇》的系列文章，首次提出北京應積極抓住伊拉克戰爭中歐立場接近的機會，着眼於今後幾十年美中歐三足鼎立的格局，積極謀求與歐洲的戰略接近。上述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就是《中歐戰略接近，有望牽制美國》。
最近一年的發展證明，中歐關係正在這條軌道上發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法之間建立的戰略合作關係。10月11日，法國總統希拉剋在上海同濟大學演講時表示，希望與中國加強經濟和政治聯繫，以平衡美國的全球影響。
這一表述與稍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密切兩國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與配合，推動國際秩序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的建議相比，不啻更爲直截了當和一語中的。
10月12日，希拉剋在香港記者會上回答筆者提問時又表示，無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法中這一戰略關係都不會變化。
必須指出，與冷戰年代的戰略關係不同，中法之間的這一關係只是平衡美國影響，而非與美國相抗衡；不以美國爲假想敵，而只是希望增強三足鼎立局面中的中歐兩極作用。長遠而言，這對美國也有好處，對中歐關係會產生深刻的影響。
北京最新思路
首先，從北京來說，歐洲的戰略意義僅在70年代美蘇對峙時代短暫呈現過。冷戰結束後，由於與中國沒有潛在地緣衝突，因此歐洲雖然對華經濟意義重大，但在戰略上幾乎不佔什麼地位；過往幾年，在北京的外交天平上，重中之重是美國，其次是日本、俄羅斯、東南亞，甚至印度等國也要超過歐洲。
伊拉克戰爭使所有的潛在衝突浮上表層，再加上中美在臺海問題上的連番波折，利用歐洲平衡來自美國的負面影響，逐漸成爲北京的最新戰略思路。
根據歐盟發展史上“兩個速度歐洲”的經驗，只要是法德兩個歐洲大國決意實施的事物，便可能逐漸成爲歐盟內部的議題。
對北京來說，目前似有必要進一步明確以下兩點戰略思路：一、中法之間以戰略眼光互相對視，必須上升到中國與歐盟的層面；換言之，中國與歐盟之間雖然已有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但卻尚未達到中法之間的默契，如何完成這一過渡可能是今後的挑戰。二、歐洲對華戰略地位，必須由過去中國外交上的老五或老六，上升到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
從目前來看，北京尚須對幾個問題予以密切關注。
首先，中歐戰略合作取決於歐美關係的發展，尤其是歐洲主要國家對其與美國關係的定位。在這方面尤其必須看到，法國的抗美情結在歐洲國家中是一個明顯的例外；對絕大多數歐洲國家來說，美國在相當長時間內仍是其不可或缺的盟友。
因此，尋求由中法之間的戰略默契向中歐戰略默契過渡，需要更高的技巧，尤其在對美關係定位上既要突破現有框架，同時又要照顧大多數歐洲國家對美國的依賴感和無奈感。
短期而言，中歐戰略默契能否形成，一個重要的指標是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中歐戰略接近，尚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原因是歐洲希望美國在大選後返回民主黨時代的執政風格，今年的美國大選將是美中歐三方互動中的一個分水嶺；一旦民主黨在美國上臺，那麼對一些歐洲國家來說，希望藉與中國戰略接近而牽制美國的計劃可能推延。
東歐德國兩大關鍵
其次，在歐洲國家中，北京尤其要注意兩個國家組別的態度，一是東歐國家，二是德國。今年5月加入歐盟的10個新成員國，其中八個是前東歐共產黨國家，這些國家是美國積極爭取的對象，而爲了自身利益，它們也樂於在美國和歐盟之間保持平衡。
至於德國，雖然在伊拉克戰爭中與法國站在一起，但在平衡美國的問題上，卻遠遠不如法國堅定。這其中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對美國當年將自己從納粹鐵蹄下解放出來心存感激，二是對戰略聯盟有一種本能的牴觸。
德國外交部大樓的大廳裏，放着上世紀納粹和民主德國時代的一些特有紀念物。這棟大樓是納粹部委所在地，50年代開始又是民主德國執政黨中央所在地。納粹和民主德國，被今天的德國人看成是20世紀的兩大獨裁政權。
在這棟大樓進進出出的德國外交官們，每天感受着這一特殊氛圍，自然不會忘記1945年正是美國將德國從納粹統治下解放出來。因此，在這種氛圍下，期望德國出臺如法國那樣平衡美國的戰略視野，至少在目前還是一件不太現實的事情。
另外，就民族性格而言，要德國與別國建立戰略聯盟意義的關係十分困難。六年前，除了日、德外，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大國都建立了面向21世紀的戰略伙伴關係。當時，中方曾多次試探德方，但均遭婉拒。
德國政府一名主管亞洲問題的官員當時便對筆者表示，德國不會考慮中方的這一要求，因爲德國看重的是雙方關係中的實質內容，也不會事事步美國後塵。
因此，如何突破德國的關口，是下一步北京外交首先必須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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