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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美國地圖，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區，這裏也是世界六大城市羣之首的地區。美國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羣從波士頓到華盛頓，包括波士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華盛頓幾個大城市，共40個10萬人以上的城市。該城市帶長965公里，寬48到160公里，面積13.8萬平方公里，佔美國面積的1.5%。該區人口6500萬，佔美國總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達到90%以上。
其實在世界六大城市圈中，西方發達國家佔了5個，包括北美五大湖城市羣，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帶、歐洲西北部城市帶、英國倫敦城市帶。這些城市帶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政治博弈和觀念變遷的歷史過程。
城市圈發展利弊方興
在紐約市中心上班的人，往往都在周邊地區居住。小職員如此，大人物也不例外。一次記者晚上採訪美中關係委員會主席何立強，採訪到一半，他抱歉地告訴記者，長話短說，因爲要趕最後一班城市輕軌回家。
一位美國學者曾表示，衡量一個地區在同國內外競爭能力上的經濟標準、環境標準和公平標準，應當包括植被、中心、機動性、勞動力及管理5大方面。在從19世紀中期工業化高速發展的社會開始，機動性，勞動力、中心化的概念，就被逐漸重視。紐約、費城、波士頓、巴爾的摩成爲了美國與世界的進出口中心，資金在這裏高度積累並且迅速升值。但是美東城市圈的做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美國的困惑。
從上個世紀上半葉開始，大量農業人口向城市遷移，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高度集中，少數人掌握了多數利益，並且形成了政治中心集中在美東地區，紐約、波士頓、費城等地大量聚集政治精英的現象。美國學術界認爲，自由主義在美國的興起，與美國城市圈發展密不可分。這種集中，導致了美國發展的失衡，中南部地區的人羣無法掌握政治和經濟的話語權，儘管那裏是美國重要的油料加工、農產品生產等基地。即使在美東城市圈中，也出現了交通堵塞，超級城市做大，企業競相擴建，污染、公害、供水困難等問題。
如何拯救城市圈，這不但是政治規劃問題，同時更是一個綠色發展觀的挑戰。
如何拯救現代城市圈
城市圈的歷史，也是現代化過程中管理觀念變遷的過程。以紐約波士頓爲中心的美國大西洋沿岸城市圈也經歷了三次重大調整。1921年第一次調整主要是向郊區擴散，辦公區大量外遷，此次調整帶來了城市規劃鋪張、土地資源利用率低下的問題；1968年的第二次規劃，主要是建設區域規劃的總原則，包括建立多個城市中心，協調新城市與保持區域總體自然狀態的關係，但是此次規劃最後被認爲是失敗的，因爲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城市“空洞化”現象再現等多種問題此起彼伏。
現代城市帶和城市圈的拯救，實際上是在全球化進程中保持科學發展的治管能力的體現。1996年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帶的規劃，重新確立了“拯救處於危險之中的紐約都市圈”的全新理念。按照在中國南通召開世界城市帶高峯論壇的提法，一是體現了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擴大地區競爭力的視野，二是闡明瞭紐約與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共同繁榮的重要性，三是提出了“再連接，再中心化”的總體思路。
與美國相似的情況發生在日本，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城市圈，也在20世紀90年代末經歷了拯救與政策調整的過程。據世界城市帶高峯論壇介紹，在1998年3月，日本第五個首都圈建設規劃方案出臺，這個方案的重點是尊重各區域個性化發展和多樣化的選擇，提出了“參與與合作”的戰略。其中東京都市圈集中了全國工業企業和就業人員的三分之二；佔據了國內工業產值的四分之三，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大阪城市圈則有“商業的大阪、文化的京都、港口的神戶”之說。中京城市圈以名古屋爲中心，四季景緻優美，服務設施良好，吸引着各國的觀光遊客。
從總體上說，在美日發展城市圈的今天，他們無不選擇了慎重擴大城市規模，而推行功能化分區的辦法，強調各個城市間的協調與共同繁榮。這無疑是今天中國城市圈必經之路中的有效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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