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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職責到底是什麼？”周立太坐在辦公桌後寬大的皮椅裏身體前傾，瞪圓雙眼，看上去怒氣衝衝。1月4日，他在重慶的辦公室裏，對記者高聲發問。
這是周立太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2005年一開始，他就“舊事重提”，把這個問題又拋了出來。與以往不同，這次提問的形式更激烈：由他代理的83名工人把重慶市總工會告到了法院。
事件的“導火索”發生在上個月，周立太代理了83名工人因經濟補償、社會保險等待遇問題而與原用人單位——重慶長安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長安公司)的勞動糾紛。訴訟一開始就“卡了殼”，重慶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要求先收83名工人共21萬多元的處理費才肯立案。
83名工人都是長安公司聘用的，從事噴漆、打磨等工作，每月工資高的兩千多元，低的只有七八百元。工人們以經濟困難爲由，向仲裁委申請緩交處理費。但是，按重慶市有關規定，出具困難證明的權力在工會的手中，於是周立太和兩名工人代表在上月27日到重慶市總工會，要求出具證明，被拒絕。
雙方唯一的面談以大吵一通結束。僅9天后，工人就把一紙訴狀交到了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工會限期開具困難證明。
一方是渴望維護自身權益的工人，一方是國家法定的最龐大的工人維權組織。究竟是什麼導致看似目標一致的雙方產生如此深的隔閡？
工人窩火
工人們到重慶市總工會要求出具“困難證明”。然而，見面就在爭吵中開始
遊燦然託了很多熟人，終於在1997年成爲長安公司的一名噴漆工人。這一年遊已經24歲，從老家重慶電江縣硯臺鄉初中畢業後，他已經嘗試了好幾份工作，包括在糧站守倉庫，幫別人看電纜，自己賣小百貨。遊的雙手都有殘疾，右手少了一根手指，而左手則嚴重畸形。
進入長安公司的頭幾年，遊燦然對這份工作很滿意，因爲每月都能有一筆穩定的、相對較高的收入。在上月被辭退前，可以掙到兩千多元的月工資。
與遊類似，30歲的焦雪奎也是重慶近郊長壽縣的一個農家子弟，初中畢業後在賓館裏做保安，一直想找份薪水再高一點的工作。2000年6月，焦進入長安公司三十三車間，成爲遊燦然的同事。
三十三車間的工作主要是給汽車外殼噴漆。工人表示，平均每噴一輛車，可以拿到18.5元左右的工資。而打磨工則是把外殼打磨平滑，以使噴漆均勻、光滑。打磨一輛車，工資平均是4元。
一月下來，噴漆工最高能有2500元左右收入，打磨工有七八百可領到手。
工人介紹，三十三車間共有工人230多名，其中噴漆、打磨工就有210人。這些工人在進入工廠前大都是農民，在工廠裏從事最辛苦的工作，卻只有最低的待遇。逐漸地，這些工人開始不滿了。
上月22日，三十三車間的83名工人(其中50名噴漆工人、33名打磨工人)向重慶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提出補交保險，補發加班工資等要求。
維權第一步頗爲順利。他們找到了“聲望高”的律師周立太。週一口答應，並降低收費，按打磨工每人300元，噴漆工500元的標準收代理費，共收代理費3.5萬元。“這些包括仲裁、一審、二審、車旅費等全部費用。”周立太說，這比規定的最高收費標準低很多，“因爲他們都是農民工，沒錢”。
但是，維權在第二步“卡了殼”。
重慶市勞動仲裁委於第二天發出受理案件通知書，要向83名工人收取總額爲210838元的處理費。記者看到，處理費最低的爲529元，最高的是4580元。
這讓工人們感到難以承受。於是，他們嘗試申請減免。早在2002年12月，重慶市人大就通過了《重慶市職工權益保障條例》，該《條例》第44條給這83名工人的申請提供了法律依據：對於繳納仲裁費、訴訟費確有困難的職工當事人，經本人申請和由用人單位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工會證明，可以批准其減免或者緩交。
上月27日，周立太帶着工人，到重慶市總工會，要求工會出具“困難證明”。
然而，見面在爭吵中開始。周立太和重慶市總工會法律工作部的一名工作人員吵了起來，因爲雙方都覺得對方態度不好。隨後，法律工作部部長趙明生和助理調研員何利瓊告訴周立太，市總工會不辦理這項證明，應該到企業所屬地的江北區總工會辦，而且工人必須出示低保證明。
從工會出來，工人又在郵局用特快專遞把申請及“仲裁費一覽表”寄給了工會。但實際上，走出工會的大門，周立太和他的代理人們就已經決定起訴重慶市總工會，而郵寄申請，只不過是爲了要拿到“已向工會提出書面申請”的證據。
今年1月4日，83名工人以“不履行法定職責”爲由向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令工會5日內出具困難證明，並承擔本案訴訟費。
前天，記者向重慶市第一人民法院立案庭覈實，一名工作人員介紹，正在研究是否應該立案。昨天，周立太告訴記者，立案庭通知他此起訴可立案，但要按屬地原則，到渝中區法院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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