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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家發改委提議把雙休改爲單休，節省的休息時間累計到月末集中度假的時候，說真的，第一眼就強烈地感覺到這又是一個基於“最多受惠者最大利益”的改革。
在這個方案裏，老百姓實實在在的休假福利成了一堆經濟數據運算的算計對象：相對於數理運算和宏觀幻象中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基於科學安排和生理規律的休假福利是可以隨意加減乘除的。
以人爲本的實質是什麼？那就是與人相關的那些生存福利本身就是目的，雙休日設計是增進勞動者生存福利的一種安排，這種安排綜合考慮到了勞逸結合的科學規律和勞動者的生理特點，考慮到了勞動者的身心健康，考慮到了休息權的國際接軌——應該說，雙休日設計應該是當下最貼近人性的安排。
而“取消雙休日，設小黃金週”的改革則把“勞動者的休息”當成了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拿經濟數據和效率度量休假——退一步講，如果能拿出有關經濟發展的綜合數據來論證雙休日改革，尚可以理解。如果僅僅拿出單純來自旅遊部門的那點兒數據，就想撬動關係到全民權利的政策安排，還說“改革與否關鍵看有關部門在這個問題上能否達成共識”，這把勞動者的休息權置於何地？
更關鍵的是，從利益的角度看，雙休日安排有利於社會大多數人，相對於中下工薪階層更是如此。正如有人指出的，我們工薪族就靠星期六加班多賺點加班費，然後星期天休息調整，如果改了，我們的收入又會少了，如要賺加班費，就得星期天加班；還有人說：對我們工作在遠郊，而父母和孩子在市區，如果採用這種休息方法，對我們很不利——經驗告訴我們，這些利益關係不是個別的，而是牽涉到一個階層。
失去雙休福利後，除了休假權的縮水以及圍繞權利的利益損失外，集中起來的四天長假對中下工薪階層能有什麼意義？顯然，從權利和利益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基於“最大受惠者最大利益”的改革。
羅爾斯的正義論告訴我們：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對其中一種或所有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即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從當下我們的改革現狀看，中下工薪階層本身就是改革的“最少受惠者”，新一輪的改革本應着眼於保護和增進他們的利益，這個基礎上的社會公平纔是均衡的，而雙休日改革顯然與這個理念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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