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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來，中國農民一直散居在廣袤鄉間的自然村落中。在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改革開放20多年來，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在城市化浪潮中揮別農村故園，進入夢寐以求的城市。然而近年來，一種“農民並非一定要進入城市才能享受現代文明”的觀念正在形成。
江蘇張家港市的韓山村，3年前開始進行社區改造，使原本富裕的村莊發生了脫胎換骨的鉅變。和過去雜亂無章的村貌不同，社區高標準的居住小區“韓山福地”園內，清波盪漾、滿眼花草、賞心怡人。
“過去韓山村雖然離城區僅2公里，但城市生活對村民們來說卻很遙遠。”韓山社區辦公室主任顧耀毅說，社區帶來的變化不僅是改善了農民的居住環境，更體現在以人爲本的服務上。現在村民只要在家撥個電話，就能享受到水電維修、送水、送氣、送花、送醫、送報、送奶、送快餐等10多項全免費或補貼性的服務，村民生活中遇到的各種難題也大多能在社區內解決。寂寥的鄉村生活如今也變得豐富多彩，“社區中心廣場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百人晨練、千人夜舞的熱鬧景象。”
與韓山村一樣，如今浙江紹興縣的新未莊村也叫社區。政府統一規劃興建的471棟仿清代江南民居別墅，粉牆黛瓦。清晨，家家戶戶的廚房裏熱氣騰騰，但屋頂卻不見炊煙——過去的竈臺都換成了煤氣爐。樓上樓下，不少人家的電話次第響起，傳遞着訂貨送貨的消息——村裏多數農民在不遠處的市場或企業中務工經商。“走，到城裏的超市買東西去！”料理完家務的婦女們相互招呼着走向公交車站——開到家門口的公交車，讓她們過起了“時尚生活”。
在長三角，像韓山、新未莊這樣的農村新社區比比皆是。居住其中的農民，過着甚至讓城裏人眼紅的新生活。
經過一二十年城市化浪潮的洗禮，長三角各地政府漸漸意識到，城市化不可能把所有農村都變成城市，也不可能把所有農民都遷到城市。只有在城市化的同時，讓依舊留守在鄉村的農民也就地過上“市民生活”，才能實現社會的真正和諧。
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說，從國際上看，由於城市化過程中人口向城市過度彙集，產業污染對城市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損害，城市犯罪的增加給社會帶來種種負面影響，直至給整個國民經濟乃至國家都帶來嚴重影響。因此，發達國家在城市化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後，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這也是一個規律。
長三角所處的滬蘇浙三地，目前人均GDP超過或接近3000美元。專家認爲，到這個發展水平，工業化和城市化都將出現一些新的變化。“逆城市化”就是其中之一。
“逆城市化”首先表現爲，原本“城市專享”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開始向農村延伸。2004年，浙江省全面啓動“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去年就有1000個示範村和4500個整治村動工建設，一舉拆除舊房1647萬平方米，建設新房1819萬平方米。浙江近年來還在全省推開“讓農民兄弟走上油路和水泥路”的“鄉村康莊工程”，目前至少有1萬多個行政村的上千萬農民，像城裏人一樣出門就乘公交車。
在上海，郊區在全市的地位，近年來已從“一個增長點”“組成部分”提升到現在的“重要區域”。一批現代化基礎設施向鄉村伸展，中心城區商業、教育、醫療、文化、體育資源搶灘滲透，郊區居民不必再羨慕城裏的生活。
在江蘇，省委、省政府決定從2003年起，用3年時間投入200億元，全面實施惠及農村千家萬戶的幾件實事：建立以大病統籌爲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施新一輪農村改水攻堅工程，用3年時間將農村人口飲用衛生水的覆蓋面提高到95%以上；籌措資金2.3億元，基本完成農村草危房改造任務；投資160億元，建成農村公路4萬公里。
浙江農辦副主任顧益康說，多少年來公共財政都是重城市輕農村、親工業疏農業，這事實上把農村和農民排除在改革開放成果的分享者之外，城市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補上了這必要的一課。據江蘇省統計，從1989年到2003年14年間，財政支農支出由每年8.45億元增加到76.3億元，增長了8倍，年均遞增17%。特別是2003年，實際支出數比上年增長27.7%，比全省財政一般性預算實際支出增幅高7.4個百分點。
“逆城市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城市市民專享的福利制度開始覆蓋農村。據浙江省省長呂祖善介紹，浙江在最低生活保障和孤寡老人集中供養上率先突破城鄉分割，覆蓋到農村，並同時推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和被徵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兩項制度。到去年底，全省有51.4萬農民享受低保金，農村“五保”對象集中供養率達81.8%。另外，全省已有71個縣(市、區)的1800萬農民參加基本養老保險，有50多個市、縣(市、區)建立了醫療救助制度，已救助5.2萬人。
中國小城鎮發展研究院院長莊金鋒在首屆長江三角洲城鄉一體化論壇上指出，城市和農村是兩個不同的空間區域，有着不同的特點和各自的優勢。城鄉一體化應在保留城鄉各自特點的基礎上，創造平等統一的新型城鄉關係，營造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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