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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人物
蘇智良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該中心成立於1999年3月15日，是目前中國大陸研究“二戰”時期日本實施“慰安婦”制度的惟一的研究機構。
近期和慰安婦有關的事有兩件：
3月18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中國“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和賠償的訴訟請求；在此之前的2月20日，一個叫朱巧妹的老人孤獨地死去了，悄無聲息。她是國內已知年齡最大的原慰安婦。
“慰安婦”的話題再一次引起我們的關注，3月25日，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生存現狀
有些地方，在我們援助之前“慰安婦”幾乎到了無法維生的地步。大多數孤老一個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殺……
記者：慰安婦是您學術上的研究對象，一個課題而已嗎？
蘇智良：我不否認剛開始是這樣，但這個傷痕被揭開以後，我看到的越來越多，越來越觸目驚心。沒到過她們的家，你不會有真實感受，會和這件事有隔膜。一旦到過她們家，就感到應該幫她們一把，應該爲她們實實在在做點事，(這是)良心和責任。
記者：她們的生活窘迫到什麼程度？
蘇智良：有些地方，在我們援助之前幾乎到了無法維生的地步。大多數孤老一個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殺……
記者：目前已知的還有多少人健在？
蘇智良：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倖存者還有39人。分佈在黑龍江、上海、海南、山西、北京、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遼寧。最大的92歲，最小的71歲。但我估計隱藏身份的人數至少是公開身份人數十倍或十倍以上。
記者：慰安婦研究中心每個月給每位受害者100元生活費，這對她們有多大幫助？
蘇智良：她們大多生活在農村，這筆錢可保證她們的溫飽。
記者：錢的來源？
蘇智良：主要來自海外募集，國內募集的很少。直到2000年12月，我才收到國內第一筆捐款。今年到現在有兩筆：國內一筆100塊錢；另一筆是國外，是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500美元。凡是援助老太太的100塊錢，我給收條。但他們不支付爲援助而發生的諸如交通費、住宿費、勞務費，這些錢都是我們自己出。特別是在我們拒絕了“國民基金”後。
記者：您指的是日本“亞洲婦女國民基金”？
蘇智良：對。這個賠償是民間的，日本政府想通過這個基金會來賠償。現在基本上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在抵制這個基金，因爲它很曖昧，我給你點錢你就不要再說話，它不是明確地作爲認罪以後的賠償。
記者：幫助她們的過程中，您面臨的最大難題是什麼？
蘇智良：一是人手，二是資金缺口。
記者：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慰安婦是如何幫助的？
蘇智良：1998年，韓國建立了“日軍慰安婦歷史館”，並把慰安婦集中在敬老院內，由政府統管……
敏感話題
所謂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爲要中日友好。日本現在的囂張，從根本上來講，是否和我們的一再退讓是有關呢？
記者：和您交談我能感覺到您的疲憊，這種疲憊是精神上的還是身體上的？
蘇智良：這幾年比較麻木了，沒有太大激情。最初的時候還會找援助。但人家一聽到慰安婦首先就說這很敏感。所謂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爲要中日友好。中日友好應該說是個手段，不是說爲了中日友好，什麼都要顧忌。日本現在的囂張，從根本上來講，是否和我們的一再退讓是有關呢？
記者：13年來，您覺得在認知上，或是對她們的態度上有所轉變嗎？
蘇智良：應該說有所好轉。這幾年，媒體宣傳，大家都知道後，逐漸的她們的壓力反而小了。甚至照片被刊登出來後，也並不是我所擔心的那樣壓力更大，這就是社會的進步。大家有一種寬容和比較有愛心了。感覺這樣的老人太可憐了，應當關心、理解她們。
記者：既然如此，爲什麼朱巧妹(慰安婦)和李秀英(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去世時場面上會有那麼大區別？
蘇智良：事先我能夠預感到這樣的差別。對兩者的態度差，造成了這樣的差別。
記者：2001年您開始對慰安婦做法律公證，起了什麼作用？
蘇智良：2001年、2002年開始請國家公證處對這些老人的受害事實予以法律公證，永久地保全證據。因爲人總會離開的，要以法律的形式來確認這個事情。
記者：到目前有多少人進行了公證？
蘇智良：20來個。由於資金問題停下來。一些地方堅持收費，一些地方是山區，公證要車子接送，還要吃飯等等，所以有的地方一個人公證下來要兩三千元人民幣，甚至更多。只有上海是免費的。
道義支持
從人類文明發展來看，將來總有一天會勝訴，但從現實來說，實在看不出。
記者：這些年，“慰安婦”受害者對日本的訴訟尚未有一起勝訴。
蘇智良：從人類文明發展來看將來總有勝訴的一天，但從現實來說，實在看不出。
記者：這種情況在勞工、毒氣彈等問題上是不是同樣存在？
蘇智良：對，是這樣。
記者：政府對訴訟是什麼態度？
蘇智良：政府對民間的訴訟現在採取默認，或者有所支持，但這些支持都是道義上的，我希望支持能夠落實到實質上。
這些受害者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今天在你之前我接到黑龍江的記者來的電話，他們去訪問了當地的兩位受害者，這兩位受害者我也接觸過。老人讓記者問我，‘勝訴有沒有可能，我們能不能看到。’老人已經87歲了。她們常常問我這個很無奈的問題。
記者：您印象中，對她們的冷漠有沒有極致事件？
蘇智良：雲南某縣，曾有4個受害者找到當地官員：“聽說我們可以得到日本人的賠償……”官員奚落：“你們這樣的事還有臉說嗎？”
記者：這和我們的傳統觀念有關嗎？
蘇智良：他們很封閉，根本不瞭解世界的變化。
記者：您希望政府怎樣幫助她們？
蘇智良：國家對這些飽受磨難的老人，應該有制度性的保護與幫助。首先，應該馬上確認受害者，然後給予受害者一個制度上的援助，來改善她們的生活。不僅是一般生活費，我想最低生活費應該保證她們；其次，還有醫藥健康上的援助；也可以資助她們去打官司，因爲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應該去保護自己的國民，去爲她們爭得應得的利益。
此外，應該有一個國家性重大調查項目，讓全社會都來關注這個問題。因爲，證據在消失。但很遺憾，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項目，同時這些人正在一個個離去。
後記
文章開頭提及的近期和慰安婦有關的兩件事情讓我們感慨：
敗訴不是新聞。也許，有一天勝訴纔是大新聞，會有這一天嗎，沒人敢給答案；
倖存的原慰安婦死了也不是新聞，她們本已高齡。
朱巧妹走的時候，冷清，但畢竟還有人送行。山西老人侯冬娥，在盂縣高莊最破爛、矮小的窯洞悄無聲息地死去後，她的一生只有《工人日報》記者陳宗舜記下的這樣一些片段：“她是村子裏最受輕視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稱她是‘進過炮樓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當笑話說。……一個雨天，她重重摔倒在村口，因爲嫌她‘不乾淨’，沒人肯過去扶她……”
對於這些老人們來說，活下去的最大意義就是爲當年的那段歷史作證。珍視她們，就是珍視歷史。
她們，已經傷痕累累。
別讓她們，再淚水漣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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