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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在人類5000年的文明史中，中國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中國的落後只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直到清道光年間的 1830年，中國的GDP仍佔世界的1/3以上，但今天我們不得不承認世界四大文明發祥地的僅存碩果——中國在現代文明發展中淪落了。在現代文明啟示錄中，作者為大家回顧了現代文明對自然環境的自作聰明，但毋庸置疑，現代文明仍是我們這個『落後』國家孜孜以求的，例如美國、日本就是大多數國人認可的現代文明典范，多年來一直是我國學習的樣板。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華民族在21世紀實現偉大復興已經成為我們的奮斗目標，因此我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將以超越戰略作為國策的基調，即發展的好壞是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減小的速度來衡量的，這樣在各方面的指標考核中與現代文明典范——日、美『較量』是不可避免的。
美日一個是超級大國，一個是經濟強國，又都擁有讓多數人看起來舒服的環境和發達的環保產業以及先進的環保技術。而正處於經濟和污染同時高速增長期的我國，剛剛小康的國人對環境給予了最多的怨聲，環保問題已與就業、治安並列為前三位的公眾關注問題。中國與日美在這方面能有可比性？
其實差距再大，要想縮小差距，不比不知道。發達與否，先進與否都是相比較而言的，通過比較纔可能真正看清我國自身的問題，纔可能擬定合理的發展規劃，纔可能在增強信心的同時做到戰略上的藐視和戰術上的重視，放眼向洋看世界，師夷之長以制夷。這種比較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若要超越自己，首先就要重建自信。我們承認差距依然很大，更不會天真地以為『神舟』上天就可以很快超越日美。但是，歷史告訴我們，世界第一的寶座從來就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專利，不管是『日不落』還是『日本』都沒能霸佔世界第一，今後同樣不會有永遠的世界第一。而社會發展的重要成果——環境上的趕日超美完全可以作為我國文明發展階段性的標志。
以下文章將以中日、中美的環保比較為線索，試圖厘清中國環保的態勢和問題，並希望『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請讀者諸君在見仁見智中共同推動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重新擁有最適於人類文明發展的環境。
中國與日本，誰的環境保護更好？
問這個問題容易讓人想起問『漢與我孰大』的夜郎王，因為中國不絕於耳、觸目驚心的是隨處可見的污染和環境災害，而日本，不能說是人間天堂，也是多數人向往的樂土。在進入最發達國家之列的同時，日本擁有了工業大國中最高的人均壽命和森林覆蓋率，最發達的環保產業，最完善的環境法規體系以及最顯著的污染治理成果——因為日本的環境是在戰後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底子上取得的，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取得的，是從此起彼伏、駭人聽聞的污染公害中搶救出來的。
二戰後，日本集中力量發展重化學工業，工廠林立、濃煙弊日。由於缺乏有效的環境管理，伴隨經濟起飛，日本的環境可謂烏煙瘴氣、一塌糊涂，瀨戶內海成為著名的死海，20世紀世界八大環境公害事件竟有一半發生在日本——骨痛病事件（鎘中毒造成）、水俁病事件（甲基汞中毒造成）、米糠油事件（多氯聯苯污染米糠油）、四日市哮喘病事件（工廠排放廢氣所致），日本人的健康受到巨大威脅。
但日本人醒悟的速度並不亞於他們的經濟增長：1967年日本就制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對大氣和水質標准等做出了規定，1971年成立了國家環境廳，開始以國家力量從立法層面全面推進公害治理，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更加快了節能和污染治理的步伐。及至新世紀，日本的工業污染得到全面控制，日本的下水道——瀨戶內海和琵琶湖的水質均已顯著好轉，大多數城市的空氣質量不遜於我國大多數的度假區（以上事實可從位於瀨戶內海沿岸的日本四大重化工業基地之一——北九州的環境變遷圖以及日本環境的成就圖上得見一斑。還可以作為對比的是同處於本國發達地區的琵琶湖和太湖的水質狀況圖表，中日環境現狀在某些方面的差距足以顯現）。
比這些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環保法制建設和公民環境意識培養。日本政府不僅發起提出了國際間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 還是推動循環經濟模式最積極的國家：已經頒布了《推進建立循環型社會基本法》、《有效利用資源促進法》、《建設再利用法》、《容器再利用法》等七項法律，建立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政（政府）企（企業）民（民眾）三輪驅動的垃圾回收系統。而且這種循環經濟的理念不僅得到法律的支橕，也在各大公司和民眾當中紮下了根。東芝、松下等大公司都根據自己的環境理念制定了中長期目標，列出了垃圾零排放、資源循環利用１００％的達標日程，並落實到具體產品上，而民眾則從對政府、企業監督和自己身體力行兩方面推動環保，日本的環境NGO規模之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總之，日本今天的環境可以說被包圍在綠水青山、藍天碧海的工業文明的懷抱中。我國與日本經濟起飛時期一樣走的也是一條重化工業優先發展的道路，且已經出現了有目共睹的環境惡化：我國現有荒漠化土地面積267.4萬多平方公裡，佔國土總面積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萬多平方公裡；我國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我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這些事實已經說明我國的國內資源再也難以支橕傳統工業文明方式的持續增長，環境更不足以支橕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產方式的持續擴張。
環境代價如此之大，經濟上要趕上日本也來日方長。
與日本進行環保比較，我國何以為榮？
經過仔細分析中日的環境和環保狀況，我認為中國和日本在環保上是有可比性的，當然，這場競爭是一場持久戰，中國的環保終將超過日本，那時中國的環境更是將對日本呈現壓倒之勢。作出這個判斷是基於以下認識：
中日的環保競爭為什麼是持久戰？最後勝利為什麼是中國的呢？根據在什麼地方呢？中國的崛起必然要以生態環境的全面恢復為標志，要以工業化進程和山川秀美進程的高度同步來體現全面小康。這是處於工業化中期的貧富差距很大但地大物博的中國和發達國家日本之間在二十一世紀進行的發展成果的較量。換言之，在環保上超過日本是中國發展的『不可避免』的階段性目標。
與戰爭一樣，這種競爭的勝負手是實力和戰術。
實力包括環境實力和經濟實力。環境實力天賦之。中華泱泱大國，雖然現在的環境形勢是一片告急之聲，但東方不亮西方亮，在來不及進入污染時代的廣闊的『窮鄉僻壤』仍然擁有位居世界三甲的生物多樣性，更有位於東亞各國上風上水的環境地緣優勢，因此環境實力仍然雄厚，環境保護可資調度的物質和空間資源都是日本望塵莫及。
而且，盡管中國的環境現在是局部好轉，整體惡化，但大有大的好處，這個好處在被稱為『先污染後治理的理性表達』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中被描繪得很清楚：
世界各國目前已經發生的事實表明在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呈現出一個共同的規律，可以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來描述（如圖所示）：即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將會有一個環境污染隨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步高速增長的時期（通常是重化工業時代），但當GDP增長到一定程度，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居民環境支付意願的增強，污染水平在到達轉折點後就會隨著GDP的增長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環境容量之下（日本的發展過程嚴格地遵循了這一規律）。這就是說，及至我國完成工業化進程，我們的祖國又將重是花園，未來中國的環境必將改善。而且，由於我們的環境容量夠大，且工業化在我們這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只能分區域逐步進行，因此污染對我國的破壞就不會太嚴重，不致太徹底，這就是大的好處。
但這個過程並非自發，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乾環保乾出來的，是采取了正確的措施並措施得力纔會出現的。而且，在注意到這個規律的同時，更應該注意到以下兩點：
①在重化工業時代也應該爭取曲線的短平快，否則付出的代價即便對我們這個大國也有可能是將來『無力回天』。這可以日本為例：日本盡管在大氣環境、森林覆蓋率等指標上恢復甚至超過了經濟起飛前的水平，但生物多樣性嚴重下降，甚至連狼這種在東亞地區維持生態平衡不可或缺的物種都已絕滅，日本全境已經幾乎不可能發現有助於改善人類生活質量和健康的『救命稻草』物種了；
②環境實力不能代表一切，經濟實力也至關重要，畢竟不僅污染治理需要投資，就連污染治理的消費者支付意願也是建立經濟基礎上的。在『民以食為天』的階段，政府要將注意力過多放到『民以天為食』的污染治理上，就是不知輕重了。因此，環保的力量只能伴隨經濟實力的增長而增長。
上述兩點決定了環保的『戰術』在這場較量中的重要性，尤其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快速上昇時期。這方面，我國有許多特有困難：與日本相比，中國政府認真對待環境問題至少晚了10年，這期間又執行了錯誤的人口政策，使中國失去了保護生態環境、協調人口—經濟—環境關系的大好時機。對環境和資源的破壞與人口壓力合在一起，使中國要在環境惡化、資源短缺、人口壓力沈重的巨大不利因素下強行起步發展經濟，因此發達國家100多年分階段出現、分步驟解決的環境問題，我國在20多年的短暫發展中集中產生，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呈現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這種特點使得中國的環境問題突如其來、鋪天蓋地，許多人因此看不到就在我們這代人解決環境問題的希望。其實，如同經濟上有所謂後發優勢一樣，環保上的後發優勢更突出——因為可以摸著別人留下的石頭過河。
中國環保盡管起步晚而且步履艱難——在人均GDP不到800美元的工業化前期就開展較大規模的環境治理，但這也給中國環保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機會。目前，中國環保的確在有些方面已經不遜於發達國家：
①有不落後的環境管理體系和體制。
在環保領域早就實施了污染治理設施的三同時（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使用）制度、污染者付費（PPP）等制度，排污權交易等也在試行。無論是政府管制還是市場介入，可以說發達國家有的環境管理辦法中國都能找得著。近兩年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簡稱國合會）的研究主題分別是『中國環境投融資機制創新』和『建立循環經濟體系的研究與實踐』，研究成果將直接進入政策，這也可以說明至少在管理手段上中國跟上了時代。當然，這同時也說明了我國在具體執行和落實中存在嚴重問題以致在環境管理上出現了『說的一套、做的一套』；
②在具體的環保技術上也有諸多先進之處。
中國的工業污染治理方法從末端治理——通過關停並轉進行產業結構和規模調整——清潔生產——循環經濟僅用了不到十年時間，發達國家在污染治理技術手段上的探索真正成為了加快中國污染治理步伐的『河裡的石頭』。最近五年來，在GDP年均增長超過8%的情況下，2000年全國12項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比1995年分別下降了10－15％，全國工業污染加劇的趨勢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區的環境質量開始恢復。不僅如此，盡管日本是以環境實力的先天不足和環保技術的後來居上聞名的，但中國的確已在諸多環保技術領域超越了日本。這可從下面這個例子得見一斑：
這個例子是關於朱?保護的。朱?是一種曾遍布東北亞地區的環境指征動物，對生存環境的要求較高：棲息地要有高大樹木便於棲息和築巢，要有未受污染、物產豐富的水田、沼澤供覓食。朱?因其羽毛潔白如雪，體態秀美優雅被譽為『東方寶石』，很受日本人寵愛，其拉丁文學名Nipponia nippon就是『日本、日本』的意思，早在1934年就被日本皇室定為天然紀念物。然而，由於砍伐、水污染以及廣泛施用農藥化肥等造成的棲息地破壞，1960年代初朱?在日本已是危在旦夕。日本人在環境保護上迷信人定勝天的理念，日本科學家認為，日本的朱?種群已無法依靠自身的能力繁衍下去，只有讓它們生活在人工模擬的生境中，纔能免遭滅絕的厄運。為此，他們花了很大的代價捕捉佐渡島內僅存的6只朱?，並於1967年在該島設立了保護中心，為它們模擬建造了他們以為很適宜的生存環境。但5只朱?不久相繼死去。日本環境廳又於1981年把全國僅存的5只野生朱?也全部捕送到保護中心異地保護。巧的是同年我國在陝西秦嶺發現了7只野生朱?。日本科學家當時聲稱中國的朱?種群只有模仿他們異地保護的模式並得到日本朱?種群的支持，纔有可能超過重獲新生。二十一年荏苒，2002年10月，日本最後一只國產朱?阿金死去，這種保護方式遭到了徹底的失敗。而同期中國的朱?發展到了近500只，其中野生種群就有300只。
在保護朱?上，中日兩國起點幾乎相同，投入相差百倍，效果則是迥異。中國的做法是根據生態學規律，以就地保護為主，即在查清朱?分布的情況下，重點保護棲息地。這種指導思想上的巨大差異，實際上也是保護技術的巨大差異。
這種事還不是孤例，近兩年，日本北海道札幌近郊某地通過人工投喂等措施使候鳥丹頂鶴成為留鳥，看起來利於丹頂鶴的數量增長，利於當地開展旅游業，卻違背了自然規律——遷徙有利於鶴的擇優、有利於鶴的強身健體，有利於鶴的繁殖競爭，有利於鶴的食源廣泛。丹頂鶴成為留鳥，長此以往，對鶴種群的發展肯定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我國陝西的幾個保護區卻在聯合致力於恢復朱?的候鳥特性，以便這個物種能經過自然選擇重新回到種群興旺狀態，這與日本將丹頂鶴變成留鳥而沾沾自喜有天壤之別。
③有先進的發展觀。
從文明發展的歷史看，環境問題植根於社會經濟運行方式，農業文明時代的環境問題迥異於工業文明時代，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也取決於社會經濟運行方式的變革，這需要有先進的發展觀前導。最近兩年，我國的發展觀有了空前的突破：盡管還只是初步小康的國家，但已經提出了五個統籌的發展觀念，並已准備試行綠色GDP的發展評價體系，將對環境的關注提昇到了發展的高度。
與之相比的是日本在有些方面仍然有著執迷不悟的即時經濟增長壓倒一切的發展觀，例如日本的水庫建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確保工業、農業及發電用水的需求，日本的水庫建設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到目前為止，日本的水庫數目已高達2734座，基本上已經有河皆有庫、大河有多庫。日本經濟的離農傾向早在1960年代就日益顯著，卻幾十年一貫制搞這樣的開發，不僅經濟上的收益有待考證，更是將河流中的生物多樣性破壞殆盡。本來對於特定的河流流域，當社會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會有不同的治理需求與措施。對於特定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群體由於利害關系與價值觀念的差異，在治水問題上也會有不同的、甚至激烈相衝突的主張。日本這個經濟動物擁擠的國家看來主張開發的佔了明顯的上風，這與仍處於工業化中前期的我國准備在怒江建壩引起的軒然大波形成了鮮明對比。顯然，中國國民的『綠色度』要高於日本。
不過，這些『戰術』上的長處目前只在局部出現，中國的環保現狀從整體上來說還遠不能匹敵於日本。例如，在世界6000億美元的環保產業市場中，日本佔了3862億美元，美國佔了近1000億美元，我國只有200億美元。但是，隨著中國繼續在科學的、全面的發展觀導引下保持遠遠高於日本的經濟增長，中國的環境保護戰術的局部優勢就會迅速被經濟基礎放大，這種優勢又有中國環境實力作為依托，在環保較量中全面『翻盤』就會可望又可及。一旦環保超過日本，中國的環境挾得天獨厚之利即可對日本呈現壓倒之勢。
對這場持久戰的分析實際上也確定了中國環保和中國環境都全面超過日本的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的綜合國力超過日本；第二是中國的環境執法趕上日本；第三是中國的環境技術接近日本。三個條件中，中國的綜合國力增強是主要因素。因為這不僅意味著環保投資的增長，更意味著消費者支付意願的改變，纔能推動各行各業都考慮環保，在發展中解決環保問題。
總之，環保上的這種超過將會與社會發展的進程同步，因此這種超過同時也是中國人的社會福利超過日本人的重要標志，可以說在環保上超過日本是中華民族完成偉大復興的中途島。
中日環保對比的這種趨勢，在一些點上已初露端倪。例如日本四大工業城市之一—北九州市，在1960年代的經濟起飛期出現了空前的公害問題，空氣污染保持全日本第一，曾被譽為日本的七色煙之城。但到1987年，經過20年治理的北九州市被日本環境廳選定為『星空之城』。我國的大連與其產業地位和地理條件很相近，在經過產業結構調整和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後，大連在經濟飛速增長的同時僅僅只用了10年就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環境恢復態勢，勢頭之猛絕不在北九州之下。在這種點對點的較量上中日已有了可比性，假以時日，這種情況一定可以燎原。
當然，即便中國的環保和環境都超過了日本，中國離最適於人類文明發展的地方這個目標還很遙遠。日本畢竟是小國，中華民族真正實現偉大復興的標杆是美國——全球惟一的得天獨厚的超級大國，那麼，與美國哪怕只是在環保上一論短長，中國有資格嗎？且聽下期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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