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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中央黨校，正式向外界全面闡述了“構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系統理論。香港大公報就此刊登了對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的採訪文章，對這一理論提出的背景進行了闡述。
2005年春節剛剛過去，中國最精英的一批高級幹部便雲集在中央黨校，包括近200名中央和地方大員──位於各權力機構的省委書記、省長、部長，在此參加一年一度的省部級高級研討班。今年的研討專題爲：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
春節後辦班成慣例
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教授參加了這次研討班的具體工作，嚴書翰教授告訴大公報記者，自本世紀始，中共中央在春節後至“兩會”前召集省部級“一把手”就中共最新理論主張在中央提前進行研討已成慣例，例如，2002年，就“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行研討；2003年就“十六大”精神統一認識；2004年則是研討“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
自1989年以來，中央黨校校長先後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級的喬石、胡錦濤、曾慶紅擔任，其中胡錦濤任校長近十年。中共“十六大”後，曾慶紅接替胡錦濤出任中央黨校校長，中央黨校在中共的理論建設中起着愈來愈重要的作用。今年2月19日，胡錦濤亦是在中央黨校，正式向外界闡述“構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系統理論，並首先在中共高幹中統一認識，進而再推進至全黨。
“一把手”統一思想
作爲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參加了此次省部級高級研討班的全過程，並對與會高級幹部討論之熱烈，思想之共鳴感受尤深。
他透露說，在七天的研討中，除胡錦濤在開幕式上對和諧社會理論作系統闡述用了半天時間之外，閉幕式由曾慶紅作總結用了半天，還用了一天半時間由五位部長作專題報告，其餘四天半都交給與會者討論，在四天半的討論中，這些書記、省長、部長們分別聯繫所在地區及所分管的領域理解、發揮胡錦濤的報告，亦表示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理論及時適時，在二十餘年的改革開放及經濟高速發展之後，建設和諧社會及以科學發展觀爲指導不僅是中國未來社會之必須，亦是現階段社會發展不得不面對的新課題。
近200位高官雲集，五位中央常委與會，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到場，其規模儼然是中央委員會的一次全體會議，而且這些中央地區級大員不得請假，閉門讀書，難得有如此環境研究理論，提高理論，在中央最高學府中做七天學生。
縝密思考提出理念
文章說，曾慶紅對此次研討班寄予的厚望，評價很高，他用“提高認識，統一思想，開闊視野，增長知識，理清思路，謀劃和諧”二十四個字作爲開班宗旨。
以嚴書翰教授的理解，中央在中國已進入總體小康這一特定時刻提出和諧社會理念，決不是哪個人拍拍腦袋就想出來的，也決不僅僅是一個口號，是深思熟慮後提出的重大歷史任務。
嚴書翰說，新一屆中央頭腦很清醒，考慮很清楚，儘管中國以2000年達到總體小康成爲劃時代的界碑，但是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000至3000美元階段往往是這個國家是繼續發展還是發生夭折的關鍵階段，遠則拉美，近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社會發展都沒能繞過此階段。當然，包括香港和臺灣省在內的“四小龍”成功地越過了這個階段。
胡錦濤2月19在黨校的講話中，再次提到了目前社會“發展的黃金期”和“矛盾的凸顯期”。
分配不公矛盾複雜
所謂發展的黃金期，就是任何一個國家進入這一時期都會有大的發展和大的舉措，例如中國從新世紀開始實施的西部大開發、修建青藏鐵路和南水北調等。
所謂矛盾凸顯期，就是由於經濟社會發展引起的矛盾比較集中的時期。首先，人民內部利益矛盾錯綜複雜，從中折射出國家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
其次，人民內部各階層的分配差距拉大。儘管徹底否定了階級鬥爭，現在國內不存在階級對抗，但工農等各階層之間存在着分配不公的問題。工人中還存在着低收入、下崗、失業；農民內部也有變化，有的成爲企業家，有的成爲農民工，有的成爲失地或無地農民；公務員內部也有利益矛盾，“陽光工資制度”出發點是好的，將公務員的收入放在陽光下，但目前只有沿海幾個省實行，中央和國家機關無法實行。各個階層之間利益發生了變化，雖然對抗不存在，但差別和矛盾肯定存在。
下層百姓須得實惠
嚴書翰說，如上兩個特點決定了兩種可能性：一是執政黨和政府採取妥當政策，就可以帶領人民平穩度過這一關鍵期；二是如果執政黨和政府頭腦發熱，政策失誤，則會激化矛盾，不但會造成社會動盪，而且還會阻礙經濟與社會發展。亞洲四小龍是比較成功的案例，發展中國家的“拉美現象”則是不成功的案例，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下臺很能說明問題，該國GDP很高，但下層百姓未得到實惠。
嚴書翰說，上述歷史教訓可以認爲是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之一。他說，中共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其執政基礎亦會受到因經濟社會發展過程出現的矛盾的挑戰，而構建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將有助於執政基礎的鞏固。
嚴書翰表示，“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將爲未來中共執政帶來一系列新挑戰和新變化。以往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及那些有悖於“社會和諧”的思維和做法都要予以調整，予以更新，從這個意義上說，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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