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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在京正式成立的民間環保組織——中華環保聯合會獲得了一筆129萬元的中央財政資助。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資助民間環境維權組織，也是中央財政預算編制首次出現維護環境權益這一科目。專家認爲，儘管這筆專項資金的數額不算很大，但意義不容小視。
環境維權已成社會關注熱點
國家環保總局的有關資料顯示，近3年全國環保系統收到的環境問題投訴信件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僅2003年羣衆來信就達到50多萬封，羣衆上訪超過8.5萬批次。
“這表明百姓的環境意識和維權意識近年有很大提高，環境維權已成爲社會關注的熱點。”中華環保聯合會副祕書長、曾長期從事環保法制工作的李恆遠說，“去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而人類要生存和發展，必然要依賴於安全和舒適的環境，所以環境權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曾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他說，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環境權這項公民基本權利的尊重和保障，環境侵權行爲普遍存在，特別是一些地方相繼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件，嚴重損害了百姓的環境權益。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清華大學等單位的研究表明，僅二氧化硫污染每年給我國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高達1100億元。根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僅遭受到不同程度大氣污染的耕地就超過8000萬畝，農產品的數量和品質受到很大影響。而去年發生在沱江的一次特大水污染事故，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就達3億元。
更讓人擔心的是，環境污染導致百姓身體健康受損，惡性腫瘤、呼吸道疾病、重金屬中毒等疾病在一些地方呈異常高發態勢。在淮河支流沙潁河沿岸，出現了數十個“癌症高發村”，有關人士分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村民飲用的井水被污染。類似的村莊，在其他多個省份也有發現。
“環境權利事關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事關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李恆遠說，“維護百姓環境權益已經成爲一項緊迫的任務，我國必須儘快補上這一課。”
艱辛坎坷的維權之路
幾年前，內蒙古赤峯一家銅冶煉廠曾因污染導致周圍四個鄉鎮的4000多公頃林木、農作物出現葉面灼傷、發黃和急性壞死現象，專業人士計算出的經濟損失達1223萬元，但當地政府認可的損失只有13萬元，兩者相差十分懸殊。部分農戶拒絕接受與實際損失相差懸殊的賠償，希望通過法律途徑獲得相應的賠償，然而在付出了大量的訴訟費用後，官司仍然不了了之。
這樣的事例已經屢見不鮮。與污染企業相比，老百姓在環境維權訴訟中無疑處於弱勢地位，再加上技術、資金、制度安排、地方保護等原因，百姓的環境維權之路顯得十分艱難。
河北秦皇島法潤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湘代理過多起環境污染案件，對環境維權的艱難有切身體會：“一些官司審理曠日持久，少數受害者最後落得精疲力盡，甚至傾家蕩產。”
舉證是橫在環境維權道路上的另一大難題。儘管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環境污染賠償訴訟適用“舉證倒置”原則，即由污染企業承擔舉證責任，但在實踐中，受害者爲了更好地保護自己的權益，依然不得不承擔大量的舉證責任。
“要索賠就需要鑑定原因、評估損失。”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環境法專家王燦發說，“農民自己沒有能力鑑定，受污染後經濟狀況雪上加霜，哪有錢來請鑑定機構做鑑定？”
而少數地方政府立場曖昧，甚至充當污染企業的“保護傘”，客觀上縱容了環境侵權行爲。“許多污染企業是當地財政支柱，甚至是當地政府直接投資或者全力扶植的企業。”劉湘說，對這樣的企業，地方政府常常會偏離公正立場，轉而要求環保部門和當地法院“高擡貴手”“放一馬”。
除來自地方政府的干預外，環境維權案件專業性太強，致使一些法官在審理時感到力不從心，難以把握，直接影響到案件審理的質量。
面對起訴、取證、執行等環節的巨大困難，許多環境權益受害者痛苦而“理性”地選擇了放棄維權；少數受害者卻採取了極端方式，甚至引發羣體性衝突，成爲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
“讓違法者付出沉重的代價”
2003年，胡錦濤同志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環保工作“要着眼於人民喝上乾淨的水、呼吸清潔的空氣、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環境中生產生活”，爲環境維權指明瞭方向。環保總局負責人表示，要積極介入一些突出的環境侵權案件，幫助受害者打贏官司，進而帶動整個社會的環境維權工作。
據介紹，拿到129萬元中央財政資助的中華環保聯合會將專門成立維護環境權益中心。中心將在普及環境維權意識的同時，實施具體的環境維權行動：一方面，對有影響的環境侵權案件以及跨區域、跨流域的重大、特大環境侵權案件進行調查，提起訴訟，幫助受害者尤其是弱勢羣體維權；另一方面，針對國際貿易領域的“綠色壁壘”，幫助行業和企業進行環境維權。
李恆遠說，這筆撥款離維權實際所需費用有很大差距。“我們希望每年能夠爭取到3000萬元左右的財政資助。”中心將設立全國性的公募基金會，計劃籌集2億元以上的資金，來確保中心的維權行動。目前已有一家企業向基金會捐助了1000萬元。
專家們認爲，要迎來百姓環境維權的真正“春天”，除資金問題外，還有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我國現行法律有關環境權益的規定過於籠統，特別是對環境權的內容、發生環境侵權後的救濟渠道、技術鑑定、損失評估等均無具體規定，許多專家因此建議，應儘快明確環境權益保護的專門機構，啓動解決環境污染糾紛和賠償的專門立法，建立環境損害保險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基金制度等。專家建議，有關部門還應加強對環境侵權案件的審判指導，對法官、律師以及環保行政執法人員進行專門培訓；爲確保公正司法，案件必要時可實行異地審理。
環保總局負責人曾在有關研討會上提出，應讓公衆成爲環境污染案件的訴訟主體，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讓任何公民、團體和國家機關都能與污染環境者在法庭上一較高低。在民間，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關鍵是要確保侵權者爲自己的違法行爲付出沉重代價，確保受害者擁有切實可行的救濟渠道，獲得合理的賠償，徹底改變違法成本過低、維權成本過高的現狀。”王燦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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