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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3日在印尼會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時就中日關係發展提出了5點主張，其中第一點就是：要嚴格遵守《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聯合宣言》的原則和精神，採取實際行動，致力於發展面向21世紀的中日友好合作關係。
此間專家指出，中日三個重要文件爲兩國關係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中日關係面臨困難之際，胡錦濤主席再次強調要嚴格遵守作爲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三個文件，是“頗具遠見”的主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劉江永說：“中日三個政治文件發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背景，各有側重，但其精髓卻一脈相承，爲中日關係長期穩定發展確立了基本框架和行爲準則。”
1972年中日雙方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兩國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進一步從法律上鞏固了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1998年雙方發表《中日聯合宣言》，提出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爲新世紀兩國關係發展指明瞭方向。
專家認爲，中日三個政治文件都強調了中日關係的重要性。聯合聲明揭開了兩國關係史上新的一頁，本身就是對雙邊關係重要性的認同；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形式確定了中日關係發展應遵循的原則，將兩國關係提升到新的高度；聯合宣言首次確認中日關係對兩國均爲“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在三個政治文件的基礎上，中日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互利合作尤其是經貿合作，獲得了長足發展。中日邦交正常化33年來，雙邊貿易額增長160倍，2004年達到1678億美元。中日兩國已互爲最大的進口來源地，日本成爲中國第三大出口市場，中國成爲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場。
在2003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25週年之際，胡錦濤強調：實踐證明，任何時候只要我們遵循中日雙邊關係三個重要文件的原則和精神，中日關係就順利發展，如果背離其原則和精神，中日關係就出現波折。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對記者說：“中日三個政治文件之所以重要，是因爲這些文件裏包含了中方在中日問題上最大的關注——歷史問題和臺灣問題，針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原則，三個政治文件早有定論。”
楊伯江說，《中日聯合聲明》明確寫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把雙方處理歷史、臺灣問題的原則納入法律軌道；在《中日聯合宣言》中，日方首次承認對中國發動的戰爭是“侵略”，同時承諾將“繼續只同臺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
專家普遍認爲，多年來日本政府在口頭上一直表示願意遵守三個文件的原則，但在行動上卻不斷違背自己的諾言，屢屢失信於中國人民。近些年來，日本高層官員每年都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日本四次修改歷史教科書，最近日本政府審定通過了美化侵略戰爭的教科書；去年底，日方允許李登輝訪日；不久前日本政府又將臺灣問題列入日美“共同戰略目標”。日方的這些行動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干涉了中國內政。
劉江永說：“參拜靖國神社違背了日方在宣言中承認的‘侵略’行爲，修改歷史教科書違背了日方在聲明和宣言中提到的對歷史表示‘深刻反省’，允許李登輝訪日違背了日方在宣言中作出的只與臺灣保持‘民間’往來的保證，將臺灣問題納入日美‘共同戰略目標’則與和平友好條約中‘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的承諾背道而馳。”
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對外關係研究室主任姚文禮表示，日方的行徑明顯違背了三個政治文件規定的多項原則，偏離了兩國發展友好關係的政治基礎，這是導致中日關係出現緊張局面的根本原因。
楊伯江說，胡錦濤主席在強調恪守三個文件重要性的同時，特別提出要採取實際行動，致力於發展面向21世紀的中日友好合作關係。“胡主席把中日關係放到一個長遠發展的框架內看待，表明了中方對中日關係的高度重視。中日雙方只有胸懷全局，放眼長遠，以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爲重，才能推動中日關係的改善和穩定發展。”
楊伯江說，中日都是亞洲地區的大國，兩國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隨着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家之間往往是合作與摩擦並存，協調與競爭同在，中日關係亦是如此。問題的關鍵在於，雙方必須遵循三個政治文件的原則，以史爲鑑，面向未來，通過對話妥善處理分歧，不斷擴大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推動中日關係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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