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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91歲的日本侵華老兵本多立太郎完成了他在中國的“謝罪之旅”，然而，他留下的故事卻並沒有因爲他的離去而結束。
在本多謝罪期間，作爲對他進行全程跟蹤採訪的記者，我和他的翻譯、日本記者朱弘曾試圖要幫助他完成一個心願——尋找一個曾經震撼本多並使他放下屠刀的中國女孩。遺憾的是，雖四處查找，他的這個心願也許永遠都無法實現了。但是，那個發生在一個日本士兵和一名中國女孩之間的故事，卻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裏。
“1939年8月，我被派駐江蘇金壇。入伍前，我在東京《朝日新聞》工作。
“同年10月，作爲新兵，我在訓練中親手殺死了一名中國戰俘，這是我一生都不能忘卻的噩夢。
“但，自那以後，我絕對沒有再有意殺過人。使我下決心永不殺人的，是一位美麗而剛強的金壇女孩。
“我是基督徒，我父親經常給我寄書。每逢週日，別的士兵去慰安所，我就去一個小公園(現在的金壇市華羅庚公園，當時叫中山公園)看書。一次，我正在看書，一個小男孩的球滾到了我腳下。我把球撿起來遞給他，他對我說了聲‘謝謝’。這時，男孩的身後傳來一聲怒斥：‘不許和日本人在一起！’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小男孩跟着她走了。
“後來，我常去看書，男孩也常去玩球，我們就熟了。從他那裏得知，那女孩是他姐姐，父親在衛生系統工作，姓‘吳’(音，或伍)。這個女孩實在是漂亮，但她每次見了我就閃身躲開。
“在那個時候，我和中國百姓交往，是違反軍規的。
“再後來，我和小男孩的父親也漸漸熟了。大概是1940年3月的一個週日，男孩的家人邀請我一同到郊外顧龍山塔遊玩。女孩也去了。她父親讓她爲大家唱一首歌，女孩勃然大怒：‘我會唱歌獻給殉國的勇士，但我絕不會給日本人唱。’
“說完，女孩向山間的桃林跑去。
“當時，正是桃花開放的時候。在一棵開滿桃花的樹下，我追上了女孩。她背靠着桃樹，身體因發怒而仍然在顫抖。我對她說：‘我相信，你唱起祖國光復之歌的日子一定會到來，而且，我也希望這一天更早地到來。’說完，我給女孩深深地鞠了一躬……
“後來，我所在的部隊接到了出征的命令。我們全副武裝，穿着皮靴，列着長隊，踏着金壇的石板路前進，金壇的許多老百姓在兩邊觀看。
“忽然，男孩的身影閃了進來，塞給我一張紙條，然後迅速離開。紙條上寫着：願君，不事殺戮；願君，不戰死疆場。我猛地全身一熱，擡頭尋找，終於發現了人羣中女孩的身影。
“當時，我恨不得扔下所有的裝備撲上去對她說：‘難道我還會去殺人嗎？’但是，我不能，只能遠遠地對女孩點點頭。
“我當時心想：不戰死疆場，我不敢保證；但不事殺戮，我絕對可以做到。在以後戰場上遠距離的對射中，有沒有打中過中國軍人我不知道，但我確實沒有再有意識地去傷害任何人，我總是乘人不注意的時候放空槍。
“我以後再也沒有見過這個女孩。但，在我的心目中，她是我認識的最美麗、最值得尊敬的女孩。”
我和本多的翻譯朱弘知道了這個故事後，非常想幫助他完成這個心願。5月22日，本多來到當年侵華日軍的駐地江蘇金壇謝罪。在金壇市有關部門的幫助下，我們找到了熟悉當時情況的範學貴老人。範老是文史愛好者，對金壇歷史頗有研究。他說，當時金壇縣城的人口不過五千餘人，應該能找到線索的。
於是，我們把查找線索的事託給了範老，即尋找姓吳(或伍、吾)、當時十八九歲、家住金壇東門、父親在衛生系統工作的女孩。
23日早上，範老給我們打電話，說有線索了：一個叫吳菊英的女子，1919年生，家住東門並在衛生系統工作。太像了！這個消息曾經讓我和朱弘很興奮。我們立即隨範老，趕到金壇市公安局查找相關線索。然而，公安局並沒有這個“吳菊英”的資料，而其他叫吳菊英的人，顯然都不是。
當然，這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
雖然有些遺憾，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們應該感到驕傲——爲一個充滿了愛國情懷而又美麗剛強的中國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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