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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出籠的日本新版歷史教科書，粉飾掩蓋侵略罪行，變本加厲篡改歷史；最近，日本一些政要再次公開發表言論，爲二戰日本戰犯開脫罪責，這再次激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人民的強烈憤慨。事實勝於雄辯，血寫的歷史不容篡改，重溫49年前在我國瀋陽和太原進行的正義審判，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仍然是那麼觸目驚心。
矚目：審判外國侵略者
1956年6月9日上午8時30分，設立在瀋陽的特別軍事法庭開庭，對日本前陸軍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啓久等8名主要戰犯進行審判。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對其戰犯的審判一共有3次，一次是遠東國際大審判，一次是南京國民政府組織的審判，再就是新中國成立後在瀋陽和太原進行的這場審判。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特別軍事法庭於1956年6月至7月間，分別在瀋陽和太原兩地開庭審判45名日本戰犯。瀋陽是這次審判的主審地。瀋陽審判分爲兩個階段，6月9日至19日，對鈴木啓久等8名軍隊系統戰犯進行審判；7月1日至20日，對武部六藏(僞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等28名僞滿戰犯進行審判。
今年79歲的郭春當時作爲國家公訴人之一，參加了瀋陽特別軍事法庭的審判。他最近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當年接到這個任務時，就感到是一個“光榮而艱鉅”的任務，“這是中國人民遭受100多年屈辱後，揚眉吐氣的大事情，我能作爲國家和人民的一個代表站在法庭上起訴這些戰犯，是我一輩子的光榮！”
懺悔：“都是事實，我誠懇謝罪”
對於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新版教科書輕描淡寫地記述道：“沒有一個國家在戰爭中沒有任何殺害和虐待非武裝人員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
遼寧省九一八戰爭研究會會長王建學教授說，這種說法是欲蓋彌彰。
鈴木啓久案件是瀋陽審判日軍罪行的“一號大案”。鈴木啓久當庭供述，他所指揮的日軍在河北灤縣潘家戴莊、遵化縣魯家峪進行“掃蕩”、在遵化和遷安等縣沿長城地區製造“無人區”，多次製造駭人聽聞的慘案。其中，僅僅在潘家戴莊一次屠殺就殘害和平居民1200餘人。
鈴木啓久在法庭上供述說：“(在潘家戴莊)把村民集中到一個廣場進行了大屠殺。例如把嬰兒從母親懷抱中奪來摔死，剖開孕婦的肚子，把人活埋，堆上柴草點火把人燒死，或者用刺刀、機槍等武器，一下子把這個村莊屠殺了1280餘人。進行殘酷屠殺以後，又把全村房屋都燒燬，並掠奪那裏的糧食、衣服等物資，對這個村莊真正實行了‘三光政策’。……對此，我誠懇謝罪。"
用中國的無辜百姓和被俘人員作爲刺殺活靶，是日軍訓練士兵膽量的重要手段。瀋陽審判的要犯、原日本陸軍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就經常訓誡他的部下：“不叫士兵刺殺活人，看看鮮血，膽量是壯不起來的。”
藤田茂在法庭上承認，1939年中條山戰役時，曾下令將8名俘虜作爲教育士兵的活靶殺掉。1945年，在山東省海陽縣索洛莊及其附近，爲了對初年兵實施刺殺教育，就屠殺了男女老幼平民七八十人。
至於侵華日軍731部隊的細菌戰，日本歷史教科書隻字不提。原731部隊第162支隊少佐支隊長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供述，1945年3月，他曾經用傷寒菌對4名抗日人員進行活體試驗。在1945年，他的支隊生產了870支試管的霍亂菌、傷寒菌等細菌，並捕獲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準備進行大規模的細菌戰。
法庭審判顯示，這些日本戰犯在我國土地上反覆進行“討伐”“掃蕩”，實行“三光政策”，毀滅成片的城鎮和鄉村，製造“無人區”和“無人帶”，對中國的無辜百姓以槍殺、刀砍、水淹、活埋、火燒、放毒氣等幾十種滅絕人性的手段進行殘殺。對被俘的中國抗日人員，除了使用酷刑迫害外，一批一批地當作“刺殺活靶”，供日本新兵進行“試膽訓練”，甚至將被俘人員作爲細菌實驗的樣本。
據撫順戰犯管理所統計，那裏關押的982名日本戰犯(包括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的36人)，共殺害我被俘人員和無辜百姓949814人，並屯驅逐居民401萬人，掠奪糧食3600多萬噸、煤炭2.2億多噸、鋼鐵2000萬噸。
作爲記者參與報道審判活動的瀋陽文史研究館館長劉文玉老人告訴記者：“當時證人聲淚俱下地控訴着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在如山鐵證面前，每一個受審的日本戰犯都承認罪行，甚至痛哭流涕地跪倒在地請求嚴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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