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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從美國到世界各國主流媒體、從雜誌到電視再一次掀起了中國報道熱。而且，這一輪的報道比以往鏡頭拉得更近、“火力”更爲集中。
5月22日，美國《紐約時報》評論版出現了漂亮的中文隸書標題:《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雲》。這篇由著名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夫撰寫的文章，梳理了一千年前全球最繁華的城市——開封從興盛到衰敗的歷史，試圖告誡美國人切不可驕傲自大。
從5月14日開始，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將鏡頭對準中國，對中國進行了題爲“聚焦中國”的報道，歷時一個星期。
同樣是在5月，美國《新聞週刊》推出封面文章——《中國的世紀》。封面上，中國影星章子怡笑靨如花，身後的背景是中國的標誌性建築萬里長城和上海東方明珠電視塔。用21個版面從商業、教育、電影、汽車文化、奧運等多個角度解讀某個國家，這在該刊的國際報道中，十分罕見。
“日本高速發展時也沒有這樣受關注”
鳳凰衛視資深時事評論員曹景行也注意到了近來國外媒體鋪天蓋地的“中國熱”。
他告訴《瞭望東方週刊》，這輪媒體中國熱應該是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了。當時,美國《財富》雜誌、加拿大《環球郵報》、英國《衛報》和《金融時報》等世界各大媒體,都派出了精兵強將到中國各地採訪,並推出了以中國爲主題的系列報道。
今年3月，英國BBC甚至把時事辯論節目的現場搬到了上海。
“這樣的報道密度，尤其是《財富》雜誌專門製作的中國特輯，在以前很少見。即便在日本高速發展的時候，也沒有像這樣被高度關注。”曹景行有些感慨。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孟建教授跟蹤世界媒體的中國報道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他告訴記者，這輪外國媒體的“中國報道熱”有新的特點，比如說，報道頻率上，有關中國的新聞幾乎每天都有。
《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潘公凱印證了孟建的觀察。他對記者說,僅他一個人每週就要寫兩三篇有關中國的報道,其他在中國的同事差不多也是同樣的工作量。
“從報道方式來看，西方主流媒體正在從零星報道向主動策劃的全方位深度報道轉變，有的媒體甚至派出較爲龐大的隊伍進入中國進行採訪報道。”孟建說。
曹景行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說，和以前的零散報道不一樣，如今國外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幅度大，基本上都是系列報道或者專題策劃，而且還派出優秀的記者和攝影師來中國採訪。
孟建教授還指出，除了數量空前之外，一些西方媒體正在從醜化中國走向相對客觀公正的報道中國。
比如，加拿大《環球郵報》去年10月23日的文章稱，“儘管有人對中國的外包和來自該國的競爭憂心忡忡，但中國的經濟繁榮早已幫助日本走出了其戰後持續時間最長的低迷時期，並使美國從其近期的經濟衰退中復甦。”
曹景行進一步分析說，西方主流媒體基本上已經把中國的崛起當作事實和現狀、而非未來的趨勢進行報道。
軟硬兼具的吸引力
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的專家和業內人士比較一致地認爲,國外媒體報道中國的熱潮不會散,這種趨勢還會繼續下去。
和記者有過一面之交的日本記者中川正男(化名)熱情地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在他看來，外國媒體集中報道中國是大勢所趨，因爲“現在中國的國際地位在經濟以及各方面逐年提高”。
他說,對日本來講,中國已經是最重要的經貿夥伴之一。在日本關注的朝核問題上，中國作爲六方會談的主辦國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國民對中國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不能和從前同日而語。”
潘公凱介紹說，在《華盛頓郵報》的國際新聞報道中，中國新聞變得越來越重要。從讀者的反饋看，他們對中國問題也越來越感興趣。“這裏面有幾個原因，比如說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中國20多年的經濟成就使它已經成爲國外投資者、公司，甚至是普通工人感興趣的國家。”潘公凱說。
曹景行用了一句“一些主流媒體的國際版，如今似乎離開了中國問題就無話可談”來解讀目前的趨勢。這其中更深層的原因是，當下有關中國的議題已經與各國利益息息相關。
“這不僅是中國的政治影響，主要是很多議題和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有關。比如中國某官員關於人民幣匯率的某個意見，可能都變得非常重要。”
去年10月28日晚，中國人民銀行加息的消息正趕上歐美市場開盤。儘管此次中國加息幅度不大，但當日交易的國際原油、銅、鋁、黃金及其他原材料價格均告下跌。當天出版的英國《金融時報》立刻在頭版顯著位置上刊登了一篇題爲《中國9年來首次加息震動全球市場》的文章。報道稱，“中國中央銀行決定9年來首次升息，令全球金融市場一陣狂亂。”
這些因素被孟建概括爲“中國硬實力的吸引力”。“這說明了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已經達到了足以引起世界媒體重視和積極反應的程度。”孟建說。
除此之外，他認爲，中國開始注重“軟實力”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具體來講，中國發展戰略和中國的外交戰略開始提出擴大軟實力的影響，並在同時走向透明化，爲國外媒體報道中國提供了便利。
據5月新出版的《外交部發言人揭祕》一書介紹，爲了方便記者提問，外交部新聞司5年前就設立了發言人移動值班電話，每天24小時受理記者提問。
以發言人名義設立的移動值班電話,實際上是由新聞司的幾位處長輪流值班。他們下班後或者休息日都要攜帶移動電話,隨時準備接受記者提問。有一次,一位處長和妻子正在公園散步,因爲突然發生了中美撞機事件,一下子來了100多個電話。接完電話後,這位處長連手都擡不起來了。
關切背後的擔憂
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6月號)有兩篇關於中國的文章，一篇是《如何同中國作戰》，另一篇是《怎樣應對中國的崛起》。《如何同中國作戰》的作者是美國著名作家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Kaplan)，曾經在上個世紀70年代廣泛報道第三世界。
“像卡普蘭這樣比較客觀的記者對中美關係的未來如此悲觀，說明了美國人對中國關切的背後，隱含着深深的擔憂。”曹景行說。
潘公凱在解釋美國公衆對中國關注上升的原因時，同樣特別提到，“美國人想知道中國到底會如何發展，是否會影響到美國的利益。”
加拿大《環球郵報》文章也指出,“這也許是懸在21世紀上半葉最大的、也是最受爭議的一個問號……該國的繁榮不是世界所目睹的最大機遇就是最大威脅;不是令人生畏的奇蹟就是正在降臨的災難;不是多年來最好的消息就是最壞的消息。”
如此看來，外國媒體對中國關注增大可能會帶來負面效應。“某些時候，媒體所作的一些評論會擴大中國的影響，從而帶來的結果之一可能是，中國威脅論的再度響起。”曹景行說。
孟建也認爲，雖然西方媒體客觀反映中國報道增多，但從總體上看，西方媒體對華報道的議程設置方法和意識形態框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比如說紡織品，事實上，意大利的紡織品在法國市場上的銷售額比中國紡織品多，但法國媒體卻只是對中國“喋喋不休”。曹景行說，“原因很簡單，中國不是歐盟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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