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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乃家”、“楊家宅”、“大一沙龍”……對於這些字眼，慰安婦問題研究專家、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蘇智良教授再熟悉不過了，現在它們被正式寫入《上海日軍慰安所實錄》一書中。昨天，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上海日軍慰安所實錄》正式出爐，該書第一次詳細公佈了本市149處慰安所舊址，披露了一些鮮爲人知的歷史。
記者在該書扉頁中讀到，“謹以此書獻給曾遭受日本法西斯凌辱的受害者”———這是該書的作者蘇智良要說的第一句話。很少有人知道，爲了這一本長達287頁的紀實檔案，蘇教授花費了整整13年的時間四處考證，所有的這一切費用都是他“自掏腰包”。
“該書整整寫了13年，這是爲了不能忘卻的紀念。”昨天，該書的出版編輯王秦偉告訴記者，蘇智良教授作爲一個歷史學者，他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花在歷史考證上，因爲這纔是“最響亮的證據”。王秦偉告訴記者，上海是日軍慰安婦制度的發源地，也是日軍在東南亞地區建立慰安婦體制最完整的代表，但遺憾的是，在此之前，國內還未有一本書籍詳細介紹當年侵華日軍在中國實行慰安婦制度的紀實情況，該書首開先河。
對此，蘇教授解釋，在調查過程中還找到不少見證人，例如當年的日軍第13軍司令部傳令兵近藤，曾經去過楊家宅慰安所，並提供了不少確鑿有力的證詞。但當時蘇教授與近藤約定，在他生前，不公開他的證言。但現在近藤已離開人世了，蘇教授認爲自己有責任將他的證詞公佈出來。
據瞭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蘇教授專門研究慰安婦問題，並四處蒐集資料，採訪了當年的日本老兵、知情人近百人，實地考證出多達149處的慰安所舊址，其中有不少慰安所是戰時日本人自己記錄的，國內已經沒有資料記載。該書的出版，爲當年侵華日軍的行徑提供了最翔實的史料。
本報訊(記者吳曉青)《上海日軍慰安所實錄》披露了相當多鮮爲人知的歷史，其中虹口區的美楣裏整條弄堂都是慰安所以及浦東錢倉路兩個慰安所等都屬首次披露。
美楣裏慰安所首批有址可尋的慰安所
《實錄》中公佈的149處慰安所，虹口區就有多達76處，其中絕大部分集中在四川北路沿線，其中位於橫浜橋北、北四川路東側的美楣裏，曾經是日軍慰安所最爲集中的地方。
“歷經半個多世紀，尋找當年的史料是相當艱難的一件事情。其中，有絕大多數都是我從日本提供的一些資料中找到線索。”昨天，蘇智良教授坦言，楊家宅是他發現的第一處慰安所，當時他正在日本出差，偶然在書店裏看見一本書《從上海到上海》，裏面介紹了當時楊家宅的具體情況，他不禁爲之一驚。
回國以後，蘇智良在市檔案館查閱到《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並發現其中不少相關人還健在，其中索引專列“海軍慰安所”一項，絕大部分慰安所就集中在美楣裏，這也是第一批真正意義上有址可尋的日軍慰安所。
依照此線索，蘇教授找到了家住美楣裏38號三樓的沈雪棣，她是日本人走後第一批搬到這裏的住戶之一，她回憶說，剛搬進來時，地板上鋪有榻榻米，房間內的門大都是移門，現在除了房間小、有半層樓之外，基本看不出當時房屋的格局了。
38號裏唯一保留至今的就只有底樓的那扇彩色玻璃大門和門外的鐵門。現在透過玻璃門，可以看見35—37號所在的房屋。據知情人回憶，38號所在的這幢房屋最初共用一個正門(就是那個彩色玻璃大門)，這就是美楣裏所有東洋堂子的總帳房間。
旗昌棧慰安所清一色爲中國慰安婦
根據資料記載，浦東錢倉路原有兩個日軍慰安所，一個是軍官慰安所，另一個是士兵慰安所，這也就是現在的錢倉路350號。該房的原主人陳炳榮曾親眼見證了日軍的暴行，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見證人。
據陳炳榮回憶，他的父親是一個買辦，當時攢了不少鈔票，積累了相當資本後在故鄉浦東建造了一個大宅院子，該住所原是一個頗有規模的大宅院子，中間是2層大建築，一共有38個房間，四周都是平房。這在當時是浦東的最佳建築，幾乎無人不曉，還分租給一些房客居住。
1943年，日軍突然來到，並趕走了所有房客，陳家也被趕到主樓南面的平房裏，日軍在這裏開設了兩家慰安所：中心主樓被日本人開設爲軍官慰安所，四周的平房是士兵慰安所。管理的是兩個日本僑民，而慰安婦都是清一色的中國人，當時大約有30—40人，並各有編碼，其中無法再“使用”的慰安婦也有編碼，但不久就會消失，然後又有一批新面孔出現。
據瞭解，當時慰安所門口沒有明顯標誌，但管理相當嚴格，兩個日本人的辦公室就面對大門，對過往之人一目瞭然，外人根本無法混入，平時這些慰安婦絕對不能踏出大門一步。據介紹，這些慰安婦的來源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被日本人誘騙，二是由人介紹入內無法脫身。
此後，蘇教授幾經周折，還找到陳家當年的管家黃文忠，2001年時他已經81歲高齡了。日本人來了以後，逼着他到慰安所做雜務，但不給工錢。“裏面的姑娘沒有人願意幹那種事情，但女孩子沒法反抗，有的姑娘還受了傷。”黃老先生回憶說，旗昌棧還只是分所，其總部設在四川北路橫浜橋堍。黃老先生原本要親自前往指正，但由於身體原因，一拖再拖，不久他病逝了，關於那慰安所總部也就成了一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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