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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安南3月宣佈聯合國改革至今，一場“爭常”戰從悄無聲息演化爲硝煙四起。德國、日本、印度和巴西組成的“四國聯盟”與意大利、西班牙、墨西哥、巴基斯坦、加拿大等國展開的“團結謀共識”運動之間的分歧也大有星火燎原之勢，漸漸“燒”到每個國家的家門口，使之面臨抉擇。
“四國聯盟”要求將安理會理事國從目前的15個擴大至25個，並增加包括以上4國在內的6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四國捆綁一起，欲優勢集中，想讓支持國的總數目，能輕鬆超過191個聯合國會員國的三分之二。但這不是超級賣場“買一贈三”的促銷活動，而是關乎聯合國健康發展與世界民主和平的重大抉擇。不是所有國家都會看重一些蠅頭微利，而放棄自己維護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發展的權利。所以，當“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四國中有一個國家遭遇力阻時，其他三國也只能自認倒黴。
與“四國聯盟”針鋒相對的“團結謀共識”運動，反對增加常任理事國，主張將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數目從目前的10個增加至20個，所有非常任理事國均可連選連任。分析人士認爲，如果這一方案獲得聯大通過，那麼它可以增加各國入選安理會的機會，聯合國所有成員國都能從中受益，而四國方案顯然只爲它們自己考慮。
由上可見，兩者分歧幾無共識可言;而且，二者之爭讓世人覺得，安理會改革彷彿就是一切;其實它只是聯合國改革的一小部分。聯合國也因此面臨冷戰結束以來一次巨大的分裂危機。
當初作爲人類歷經磨難後的和平嘗試，聯合國的“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國際間以尊重各國人民平等權利自決原則爲基礎的友好關係”等正義宗旨，在錯綜複雜的利益互換和陰謀鬥爭中愈加物化而光芒黯淡。自身的醜聞困擾和機制弊端，也使效率低下的聯合國日益陷入法理性開始動搖、權威性幾近不存、作爲空間漸趨狹小的尷尬境地。
長期以來,聯合國在政治和經濟強權面前的軟弱無力，使一些國家認爲,聯合國必要時是塊“遮羞布”，而無用時則可被棄之九霄雲外,是實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想所在。在這種認識下，個別國家希冀通過此次聯合國改革，一躍成爲政治大國，從而在地緣政治中重新獲得有利地位。
因此，聯合國改革勢在必行。通過改革加強聯合國作用，更好地維護和平，推動發展,而不僅僅侷限於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但欲速則不達。“四國聯盟”在其決議草案仍存在很大爭議的情況下,意圖在6、7月間強行將決議草案提交聯大辯論表決,只能引起更大的反對和分裂。
面對日益加劇的分裂危機，中國政府先是在6月1日表示，“四國聯盟”提出的決議草案危害聯合國改革進程，如四國將決議草案付諸表決，中國將投反對票。接着在6月7日，發佈《中國關於聯合國改革問題的立場文件》，強調聯合國改革應有利於推動多邊主義，最大限度地滿足所有會員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和關切。中國希望聯合國改革兼顧歷史和現實因素，在安全和發展兩方面均應有所建樹，特別是扭轉聯合國工作“重安全、輕發展”的趨勢，加大在發展領域的投入，推動落實千年發展目標。
中國政府的這一表態，是一貫立場的延續。對於聯合國改革，中國贊同安理會擴大，主張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改革方案應達成最廣泛協商一致，在未達成最廣泛共識前，反對爲改革設定時限，反對強行表決。中國的表態，是爲了維護聯合國的團結，維護安理會的權威，防止聯合國分裂,也反映了中國等亞洲二戰受害國的心聲。
不久前，亞洲許多國家爆發了大規模反對日本“入常”的示威，其根本原因是日本對曾經侵略亞洲國家的行爲毫無悔意,對給各國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拒絕謝罪。不僅如此，日本還通過修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爲戰犯翻案等行爲，不斷刺傷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感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對“四國聯盟”決議草案的反對,實爲維護本國利益和民族感情之必然。
繼中國明確表態之後，在伊拉克戰爭中與德國結下齟齬的美國，也表示不支持“四國聯盟”提出的安理會擴大決議草案，“四國聯盟”入常計劃受到沉重打擊。面對這樣的情況，四國聯盟一方面考慮對原來的議案加以修改，提出新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可以凍結15年，以提高“現五常”對議案的認同率；另一方面也打算把遞交草案的時間由原計劃的6月份推遲到7月份甚至更晚，以爭取在7月初舉行峯會的非洲聯盟和加勒比共同體中得到更多的國家支持。
這種應變的策略加上經援外交，或會在立場迥異的成員國中收買更多的共識，但不會促成聯合國改革的成功，只會加劇成員國利益格局和權力格局的調整難度。聯合國改革是一種複雜、艱難的協調，事關全體會員國的共同利益，涉及各方切身利益，必須發揚民主，充分協商，達成最廣泛的共識，才能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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