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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道歉並承諾摘掉“黑帽子”
“一個山清水秀的城市怎麼成了十大污染城市？誰該爲此負責？”6月8日，在新浪網一則“中國十大空氣污染城市公佈”的新聞評論欄中，署名“焦作遊子”的網友如此評論。近日，焦作入列“十大空氣污染城市”後，引起了焦作市民和焦作籍在外工作人民的強烈反響。
“結果公佈後，市委市政府和環保局的領導都非常重視。”焦作市環保局副局長陳程介紹說，此事在政府和民間都引起了注意，這幾天前來採訪的傳媒也不少。
事實確實如此，記者在焦作採訪的幾天中注意到，《焦作日報》連續兩天的頭版頭題都刊發了該市高層領導對環保工作進行檢查的新聞，焦作市人大和政協等單位都組織了不同的活動爲焦作環保工作進行監督和建言獻策。
6月15日，焦作市政府召開大氣污染整治攻堅會議。市委副書記、市長毛超峯在這次會上公開表示向全市人民道歉。《焦作日報》的描述是，毛超峯痛心地說：“焦作市進入“十大污染城市”黑名單，在全市上下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對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道歉，並向全市人民鄭重承諾，本年度內一定摘掉‘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
焦作市長毛超峯把解決大氣污染問題，列爲市委、市政府今年爲全市人民辦的13件實事之一。他在會議上提出的治污之道是“關、治、控”。“關”就是要關掉小鍋爐；“治”就是保留鍋爐的脫硫除塵治理；“控”就是從嚴控制煤質。要通過整治，解決我市二氧化硫和可吸入懸浮顆粒排放問題。
焦作市環保局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官員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說，他注意到，毛超峯市長在會議上用了一句很振奮人心的話。“市委、市政府已下了鐵的決心，只要治理方案是科學、合理、公平的，就要綜合運用行政、經濟、政策和法律的手段，綜合整治大氣污染。”
焦作市環保局透露的消息稱，大氣污染整治攻堅會議的當天，該局就發出了《焦作市大氣污染整治指揮部關於開展市區大氣污染整治“四號颶風行動”的通告》。
“這次整治的力度可能是空前的。”這位環保局人士評論說。
“焦作經驗”與“轉型後遺症”
在入列“中國十大空氣污染城市”的背後，焦作的旅遊業在全國逐漸叫響。
6月10日，在焦作市政府網站上，記者看到這樣的推介。在焦作市北部130公里的太行山中，羣峯如聚，高峽如切，瀑布如練，池潭如珠，山與水自然交融，宛如一幅山水長卷。最能體現焦作山水旅遊特色的是五大著名景區，雲臺山景區以山稱奇，以水叫絕；青天河景區秀比江南，被譽爲“北方三峽”；神農山景區奇、絕、雄、險，被譽爲“太行精粹”；青龍峽景區享有“中原第一峽谷”之美譽；峯林峽景區的山水風光如詩如畫，宛如人間仙境。在此基礎上，焦作的旅遊業蓬勃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幾年前，焦作還是一個以煤炭工業爲基礎的資源型工業城市，隨着煤炭資源的枯竭，焦作積極尋求經濟轉型之路。短短几年時間，經濟實現了從資源主導到科技主導、從開發礦山到開發旅遊、從黑色主調到綠色主題的質的跨越，經濟發展步入了快速、穩步增長的軌道。
3月7日，引起全國傳媒關注的是，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2004年初審通過，焦作經濟轉型經驗正式被編入普通高中地理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3月9日的《河南日報》介紹說，入編內容圖文並茂，並要求學生圍繞“焦作探索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之路有哪些成功經驗”、“這些經驗對中國其他資源枯竭型城市有何借鑑”兩個問題進行思考。
“焦作長期作爲煤炭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可能比較成功，但是人民羣衆形成的能源結構和消費習慣卻不是很容易就轉變的。”原焦作工學院退休教師吳天榮認爲，焦作的經濟轉型現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人民長期生活形成的煤炭消費習慣卻不是很容易就改變的，這跟焦作的經濟實力和消費觀念有關。
吳天榮將這個現象稱之爲“轉型後遺症”，他解釋說，長期生活在煤炭資源城市的焦作人，對用煤已經習慣，燒鍋爐取暖和飲食已經形成傳統，再加上長期的使用，如果更新爲天氣燃或者其他能源，需要投入的成本必然增加很多，一些靠煤炭興起大型的工廠、企業也遭遇瞭如此難題，這個方面與城市經濟轉型的不協調，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環境污染就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資源型工業城市的“黑榜”之困
2004年“中國十大空氣污染城市”名單公佈後，立刻引起了全國公衆的關注，在對這些城市進行批判的同時，一些社會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些城市的困境。
6月7日，北京市一位匿名的社會研究者發表帖子說，如果仔細分析此次上榜的10大污染城市，不難發現，這些城市大多是資源型重工業城市。臨汾、大同、陽泉、長治、焦作等嚴重依賴煤炭工業尤其是採煤及煤發電工業，重慶、攀枝花等其他上榜城市也是鋼鐵、汽車、重金屬冶煉等重工業城市，它們的形成有現實也有歷史的原因。
焦作市環保局副局長陳程在解釋焦作的環境困境時說，除了工業佈局不合理之外，一些重工業都是高污染行業，治污成本特別高，沒有足夠的資金注入根本不可能扭轉局面，而如果政府強行要求這些工廠不惜血本的上馬治污設備，對這些老工廠的打擊無疑是致命的。而更爲關鍵的是，這些重工業企業幾乎都是一個城市經濟的“脊樑企業”，如果這些企業垮掉，可能會對整個宏觀經濟產業鏈條產生不良影響。
對此難題，《新京報》發表薛亞波的分析文章認爲，由於這些高污染的城市本身財政來源單一，不可能靠其他行業正的外部性稅收加以轉移資金，那麼一個公平的和可行的途徑就是對排污企業徵收環境污染補償稅，劃歸地稅設爲環保治理專項資金，稅額要足以補償治理污染所需要的資金。另外，中央和省財政對這些城市應有環保治理資金的轉移支付，畢竟，其他城市的繁榮多少是以這些城市的污染爲代價的。這纔是政府應該要做的事情。而要做到這一點，遠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及的，需要國家立法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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