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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代表一個人到代表一羣人，從具體維權到積極參政”
回龍觀業主們“空地變綠地”的夢想，最終還是沒有實現。眼下，那片空地上建成的商品房，正以每平方米4000元的均價出售着。
對於“綠地風波”，回龍觀社區網上論壇，當時就有帖子這樣分析：
“城市規劃的不透明和缺少監督，很大程度上是回龍觀事件愈演愈烈的制度原因。在一個對規劃缺乏必要約束的制度背景下，由於土地背後所隱含的巨大利益，想盡各種辦法打通關節、變更規劃，以謀求商業利益，是人們心照不宣的猜測。
“將要蓋起的8棟12層的住宅樓中，並不全部是公交公司的宿舍，還有相當一部分是變成商品房出售，而由此可能帶來的利益，纔是引發綠地事件的根本原因。”
維權失利後，爲了替一位維權小組成員請律師、打官司，回龍觀業主在網上自發組織募捐，竟捐得了人民幣11萬元；他們還爲關在拘留所的維權代表，過了隆重的“網上生日”，鮮花和祝福的帖子絡繹不絕。“保衛綠地”引發的一系列維權活動，成了許多回龍觀一期居民再也抹不掉的記憶。
一位住在回龍觀，一直關注維權活動的社會學者，很是感慨：“這是一種遠遠超出想像的社區凝聚力，這種凝聚力來自哪裏？當然最顯而易見的解釋，是社區成員的共同利益。但問題是，在同樣存在共同利益的地方，卻不一定會具有這樣的一種社區凝聚力。”
這次維權，給回龍觀帶來了另一件意想不到的副產品，其影響力，甚至超過了維權活動本身。
2003年10月29日，回龍觀社區網上論壇貼出一個“重要通知”：
“各位業主：昌平區人大代表換屆選舉正在緊張進行，這是一項關係到我們切身利益的大事。回龍觀地區的問題有目共睹：交通擁堵，治安混亂，醫院、學校配套不足，業主權益屢受侵害，希望大家積極參加選舉，選出能真正代表我們自己利益的人，推動回龍觀文化社區問題的解決和建設的發展。目前，大家的首要任務是在11月15日前，到各居委會登記選民資格。”
那時，北京區縣人大換屆選舉剛開始，按有關規定，只要由10位選民共同推薦就可成爲獨立候選人。結果，回龍觀選區第一輪選出了9位候選人。
一位候選人描述道：“這樣的競選人大代表的場面少有，我以前是沒見過。”“小區內的競選聲勢造得很大，敲鑼打鼓遊行，向選民做宣傳，候選人發表競選演說。”
他們在競選時表態：“過去，我們都習慣了依賴組織上安排的候選人，不管我們對他了解多少，也不問他有沒有參政議政的能力和水平，他能不能代表羣衆的意見和要求，往往就畫圈、打鉤了事。當然，其中優秀傑出者芸芸，但也不乏有的代表不能代表羣衆。經歷和現實告訴我，參加人大代表的選舉是每一位公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加強國家民主法制建設、推動社會進步、建設美好生活的大事。”
———“當一個人民代表，需要責任感和勇氣。身處社會基層，尊重民意、代表民意，要爲人民的根本利益奔走吶喊，當好他們的代言人。我不會妄自許下過多的許諾，但我將努力讓你們最滿意。如果當選，我將作爲一名職業人民代表，成立專門工作室，隨時傾聽你的意見和要求，並去你的社區瞭解民意。”
———“我參加競選，因爲我是一位公民，熱愛我的國家，希望促進政府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水平的提高，願在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征途上爲它添磚加瓦；我參加競選，因爲我是一位業主，我熱愛這片給了我歡樂和痛苦的社區。關注社會公正，關注弱勢羣體應有的權利，我深知廣大業主的艱辛，我願爲維護每一位社區業主的合法權益不懈效力。”
———“我特別關注環保，關注現已擁擠不堪的道路交通，關注孩子們的入學入托，關注老年人的醫療條件，關注業主維權的正當要求。如果當選，我將是昌平區人大代表，我會牢記我的社會責任，積極推動民主和法制建設，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如果當選，我將是新型社區的人大代表，我將爲社區自治，維護廣大業主的合法權益，建設美好家園鞠躬盡瘁。”
最後，32歲的聶海亮當選爲回龍觀選區惟一的人大代表。
對於他的當選，一些學者很興奮，將之概括爲“北京現象”。有媒體評價道：“普通業主自薦參選人大代表，意味着他們從上訪維權走向選舉維權，從代表一個人到代表一羣人，從具體維權到積極參政。”“聶海亮的當選，應該是中國社區民主與現行民主體制實現的第一個對接。”
對當事人聶海亮來說，他可沒想這麼多。
“當人大代表，對我來說，純屬意外，它本來不在我的人生設計中。”
“首先，老百姓要的就是知情權，然後，纔可能維護好自己的財產權”
晚上7時，剛剛從城裏奔回家的聶海亮，正在吃晚飯。他一手抓着烙餅，一手拿着雞脖。因爲沒時間做飯，晚飯都是下班路上買回的熟食。像回龍觀裏衆多年輕白領一樣，他們兩口子每個工作日都要早出晚歸，早上7點開車進城，晚上7點纔回到家裏。
提起“綠地維權”這件事，聶海亮神情淡然，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別人欺負你，你總要吱一聲，說兩句吧，東北人不都這樣？”他是瀋陽人。
那會兒，他正在讀研，又趕上妻子要生孩子，自己還開公司，特別忙。
“如果不參與維權，我可能也不會當這個人大代表，這事來的太偶然。”他是當時回龍觀“綠地維權”活動的5位代表之一，兩次與“協調小組”開會。
“因爲維權中做了一些工作，在居民中有了一定知名度，被大家推薦參選人大代表，我當時主要想爲了維權成功，不能半途而廢，也是對大家負責，就上唄！”
我問他，現在，當上了人大代表，跟當初想像的一樣嗎？
“我本來就沒有太多的奢望。不當人大代表，有什麼意見我也會提。既然大家選了我，有了渠道我更會提。比如，小區的治安、交通、文體設施等問題，我都提過。”
“兩年下來，你提了多少議案？”
“13個。”
“你感覺當人大代表，起的作用大嗎？”
“還是有一定作用。起碼你提出的議案，有人給答覆。具體到能不能解決，另說。”
他在議案中提到，20多萬人口的回龍觀，政府應該在裏邊開闢一些就業渠道，這樣能節省很多就業成本、勞動成本及社會成本。可是現在，大家還是天天這樣早出晚歸，奔來奔去的；再比如說觀裏，文體設施很少，看個電影也要進城，沒有一家社保定點醫院，老人們看病，打車進趟城，來回就得100多塊。
“你提的議案，解決了的有幾件？”
“有一兩件吧。”
我又問他，當年“綠地維權”時，幹嗎不去法院打官司呢？
他說取證不好取，取不到；而且要投入太多時間、精力、財力；再說工地隨時可能開工，時間來不及。後來政府成立了協調小組，大夥兒認爲有政府出面問題能解決好。
“當時，大家就是覺得綠地這事不公平，咽不下這口氣。”他補充了一句。
“最後，還不是蓋了商品房？你們這口氣嚥下了？哪兒去了？”我追問。
他覺得不好回答，想了一下，給我打了個比喻：本來，你身後沾了一塊泥，我好心地把它拍掉，結果，你卻回頭罵了我一句。大家也是想通過這件事，找出問題，然後怎麼解決掉。
“通過這件事的過程，起碼看到了一些真相。不能把老百姓當傻子，總會弄明白的。首先，老百姓要的就是知情權，然後，纔可能維護好自己的財產權。”
他又談到在回龍觀社區看到的一些問題：如小區裏的公共財產如何界定、如何管理？衍生出的價值如何再分配？有權者或既得利益者當然是不會撒手的，要保護自己的利益。“社區居民首先是無知，或者叫被無知，這種信息不被披露，政策的知情權也被剝奪。公共財產應歸大家所有，可大家連哪些歸自己所有都不清楚，公共財產的利益和管理權被無償佔有。一個強勢或幾個強勢個體，與一個弱勢羣體的對決，勝負是可以預知的。”
我問聶海亮：“像你們現在，知道哪些地方屬公攤面積嗎？”
“知道。像我們小區裏的綠地、配電站、老年活動中心、公園等，都是我們大家的，賣房時已經公攤到每位業主頭上了，那它就應該歸全體業主所有，經營和收益歸大家所有。”
他算了這樣一筆賬：中國現在起碼有400多億平方米的房子，公攤面積佔10%～15%，就有50億平方米左右的面積，這屬公共財產，裏邊有很大的利益，而業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自己的利益被無償佔有和剝奪了。
聶海亮問：“在城市住房改革過程中，隨着住房商品化、私有化，衍生出的各種問題到底該怎麼解決？界定和執行者應該是誰？”
“你們這裏，現在不是有民選的業主委員會嗎？”我說。
他認爲，業主委員會的界定不明確，它是法人實體還是協會性質，沒說清楚；它有沒有權管理公共財產、經營公共財產，這些在法律上都沒有說明。
“將來，業主委員會確實可以幹很多事，發展空間會很大，但必須有很好的界定。如果沒有很好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公共財產真歸了業委會，弄不好，也可能出現新的腐敗，很多人會被抓進去的。”
“這個裝置在建造過程中，沒有人向我們作任何解釋”
眼下的回龍觀，正在進行一起新的維權活動———“鐵塔維權”。
事情是這樣的：龍錦苑是回龍觀經濟適用房二期的一個工程，在已竣工的所有小區的最東面。
業主們反映說：在房子建造和銷售過程中，我們就知道這個小區的南邊將建一個叫電信局的建築，當時，沒有對這個建築物作進一步的說明，只說它的樓層大概是二到三層。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電信局這個樓就開始蓋，現在已經蓋好了。
“但今年4月，我們發現，在這個樓上面開始建一個非常高的發射塔，這個塔的高度估計是30多米，現在這個塔上開始建造一些很大的懸掛發射天線的一些支架。很明顯，這個塔，將有可能成爲一個大規模無線電發射的機構裝置。”
小區居民對此是不知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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