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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隨着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性騷擾這種在社會上受到極大關注而又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的問題，首次進入我國立法者的視野。
“任何人不得對婦女進行性騷擾”；“用人單位應當採取措施防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對婦女進行性騷擾，受害人提出請求的，由公安機關對違法行爲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草案的三個條款，在我國立法史上第一次清晰而又明確地對性騷擾行爲說出了“不”字。
首次對性騷擾作出禁止規定
專家表示，儘管在我國現行的法律中，沒有像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這樣明確出現“性騷擾”的字樣，但還是在不同的立法層面，明確了反對性騷擾的法律原則。
比如，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刑法中規定有強姦罪、強制猥褻或侮辱婦女罪和猥褻兒童罪。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擾亂公共秩序，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予以治安管理處罰。現行婦女權益保障法也規定，婦女的名譽權和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宣揚隱私等方式損害婦女的名譽和人格；禁止歧視、虐待、殘害婦女等。
“從我國性騷擾的現狀來看，這樣的法律保護是遠遠不夠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專家組組長巫昌禎說，這是因爲，刑法等法律的規定對於大量存在的一般的性騷擾形式並不適用；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又偏向於公共場合，對隱蔽環境中的性騷擾缺乏有效的懲處。
正是由於性騷擾這一概念此前沒有明確進入立法視野，導致現行法律針對這一問題的規定太過原則，可操作性差，讓法院、公安部門等在處理性騷擾案件時處於無法可依的境地。
“這部法律草案的三個條款，是我國立法史上首次明確對性騷擾說‘不’，填補了我國法律方面的一個空白。”巫昌禎說。
立法可望減少性騷擾
長期以來的無法可依，讓許多受害者被迫選擇沉默，即使勇敢走上法庭者，也難以真正實現維權的願望。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供的有關資料也顯示，時至今日，全國有關性騷擾的訴訟不足十起，且絕大多數以受害者敗訴而告終。
2001年7月，陝西省西安市某國有公司一位30歲女職工童某將其所在公司的總經理推上法庭，這成爲我國曆史上第一起性騷擾官司。童某在訴狀中稱，早在1994年公司總經理就以將她調到好的部門工作爲誘餌，在辦公室裏對她動手動腳。在她拒絕後，這位總經理開始在工作中處處對她進行刁難，甚至停止她的工作，並無故扣發她的獎金和福利。2001年10月，西安市蓮湖區法院最終以缺乏證據駁回童某起訴。
巫昌禎表示，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就性騷擾行爲作出明確的禁止規定，爲性騷擾的受害者依法維權提供了相應的法律武器。“性騷擾對女性的傷害，有時候並不表現在身體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傷害。草案對性騷擾作出規定，彰顯出我國法律更加人性化，更加考慮個人感受，對人的保護更爲全面，是法制進步的一個表現。”
專家還表示，草案首次明文規定禁止性騷擾，正是向社會公衆傳達這樣一個信息：性騷擾將會受到法律的嚴懲。“這將有力地震懾性騷擾者，從而減少性騷擾的發生。”
禁止性騷擾，用人單位有責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政策法規研究室主任蔣永萍對草案中的“用人單位應當採取措施防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這一條款給予高度評價。她指出，特別強調用人單位的責任十分重要，因爲性騷擾的對象可能是單位的同事，也可能是用戶、客戶等，但不管怎樣，單位都有責任來防止性騷擾，給婦女創造一個比較安全的工作環境。
“有關性騷擾等性別歧視的問題，真正訴之法律是比較困難的，裁定也很不容易。即使解決了，當事人也不好在原單位待下去。”蔣永萍說。
山西青年女工餘某的遭遇驗證了蔣永萍的判斷：面對公司車隊隊長的性要求，她兩次嚴厲拒絕。此後，她開始遭到刁難和報復，對方不僅繼續以黃色語言騷擾，還在單位散佈流言蜚語。尚未成家的餘某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生病、自殺未遂，又被假造曠工情況，強迫調動，最後解除勞動合同，導致生活沒有着落，全靠低保和七旬老母的接濟。
草案中這一規定的針對性不言而喻。全國各級婦聯組織接到的投訴表明，性騷擾絕大部分發生在工作場所和上下級之間，建立在權力地位的不平等基礎上，不僅侵犯婦女的人身權利，還嚴重侵害婦女享有的與男子平等的勞動權益。
“如果用人單位能採取積極措施，把這個問題防範在前，對於保障婦女的權益是非常有用的。”蔣永萍說。而有關調查也表明，在一些管理規範的企業，較少出現有關性騷擾的報告。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一些跨國公司在其本國的公司管理守則中，幾乎全部都有關於禁止性騷擾的規定，且有非常嚴格的配套管理措施。但這些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絕大多數沒有這樣的規定，理由是：中國法律裏沒有禁止性騷擾的規定，他們在中國的所有管理條例必須在中國法律框架之下制訂，不能超越法律。
性騷擾立法只是“初級階段”
性騷擾是性歧視的一種形式，即通過性行爲濫用權力，在工作場所和其他公共場所欺凌、威脅、恐嚇、控制、壓抑或腐蝕其他人。性騷擾最大的危害是造成受害人生理、心理和感情上的傷害。
儘管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首次將性騷擾明確納入法律規範之中，是這一立法領域的一大進步，但全國婦聯執委、清華大學教授史靜寰強調，“禁止性騷擾寫入婦女權益保障法，只是立法的‘初級階段’，還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
她表示，有關性騷擾的立法必須進一步加以完善。比如，性騷擾的內涵是什麼？如何界定？目前的立法沒有涉及這些問題。而像草案中“任何人不得對婦女進行性騷擾”這樣的規定，還不足以徹底遏制性騷擾現象的發生。爲此，她建議，應該在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中明確這些概念，制定相應的罰則。
至於性騷擾範圍的界定，在巫昌禎教授看來，強姦之外的性的色彩比較濃的騷擾應該都被列入性騷擾範圍，老百姓通常所說的耍流氓、調戲、動手動腳等、佔便宜等是比較明顯的性騷擾，但針對特定人的非直接的、語言的、形體的性暗示和性挑逗也應該算是性騷擾。
還有專家建議，我國勞動法也應該增加禁止性騷擾的規定，確立明確的僱主責任和企業內部的反性騷擾制度；並要在其他法律中設立有利於受害者的司法救濟程序。
性騷擾官司：取證難將同樣存在
此前有限的幾起性騷擾官司中，取證一直是困擾受害者的一大問題。2003年，北京的雷某以維護名譽權爲由指控其上司焦某對其實施性騷擾，最終因法院認爲其提交的證據無法證明焦某對其實施了性騷擾而被駁回。
即使這部法律草案最終獲得通過，性騷擾的受害者要想通過打官司討回公道，可能也會面臨同樣的難題。曾經接手過幾起性騷擾訴訟案的上海律師丁偉曉對此深有感受：“由於性騷擾多發生在私密的場合，言語和身體接觸很難留下證據。”
“即便將禁止性騷擾寫入法律，也不意味着取證會變得容易一些。”丁偉曉在提醒廣大女性的同時表示，立法者還應該考慮如何分配舉證的責任，不僅受害人負有舉證的責任，被起訴一方也應該負有相應的責任舉證。
此外，有關的調查也表明，儘管女性是性騷擾行爲的主要受害者，但男性中也有一些人遭受過性騷擾。如何保護男性不受性騷擾的侵害，也同樣是今後立法中應該加以考慮的內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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