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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0年至今,在媒體推動下,每年都會出現幾個“政治明星”,他們具備一個明顯的特質:敢於向公衆表現個性化的一面,並樂意用更具親和力的話語向公衆闡述在執政過程中的得失以及遇到的困難。
睿智,敏捷，跳躍性思維,超常規決策，獨特的作風，詼諧的語言,這是個性化官員的特徵。他們張揚個性,彰顯特質,摒棄複印機、傳聲筒式的領導方法，把黨的方針政策化解爲生動活潑的社會規則。他們從言詞、形象到舉措、思路,正慢慢地從過去的四平八穩中走出來。
他們爲何能夠涌現，他們的出現意味着什麼？爲此，《瞭望東方週刊》採訪了兩位專家: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楊鳳春和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常務副院長鬍偉。
“制度化”更重要
《瞭望東方週刊》:目前體制內對個性化官員的評價不一，那麼對於公衆來說，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官員？
楊鳳春:官員能給公衆帶來什麼，這個問題最爲關鍵。這個問題如果解決的好，公衆的期待就能從現實中得到。政治家是處在政治共同體底層、以專門吸納公衆利益要求、並通過專業職責和技能，把單個、局部的利益要求變成法律和政府政策的人士，是公衆利益的看護者、代表者。而官員是具體執行政府政策的專業技術人員，其行爲準則是對上負責。對下還是對上負責是政治家與官員的分水嶺。
一些個性化官員引起廣泛關注，我想這與以前官員的模式化形象有關，偶爾有一些與衆不同的，就脫穎而出了。據我所知，媒體比較喜歡的個性化官員，在體制內往往有爭議,比如山西的呂日周。
胡偉:現在一些官員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其實不是制度化造成的，恰恰是人治的表現,有人說,只唯上的官員經常會庸庸碌碌,沒有個性;反過來，有個性的官員往往會給老百姓做點事情，如果是這樣一種含義上的個性,我們是應該提倡的。
鄧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講話”講得很清楚，“制度好是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是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是需要好人還要好的制度，毫無疑問，鄧小平認爲好的制度比好人更加重要。第一，好的制度會對壞人進行嚴密的防範;第二，如果這個人確實不行，制度會淘汰他。
個性化官員過去就很多
《瞭望東方週刊》:官員的個性化在執政黨歷史上是不是一直存在？
楊鳳春:確實如此，毛澤東時代就會讓地方官員在地方做一些試驗，後來好多政策變化都是從地方搞起來的，我不覺得現在和過去有什麼質的變化。
現在這個轉型的社會比較複雜。以前媒體對於官員的評議並不多，現在有很多媒體可以對一些官員“說三道四”了，相應的，官員也想顯得自己開明一點，特別是官員在無法預知社會公衆反映時，執政形式的多樣化就成爲一種趨勢。
《瞭望東方週刊》:個性化官員是否也有時代特徵，每個年代都不乏每個年代的烙印，賀龍、陳毅、項南、任仲夷，都是中共歷代個性化官員的代表，現在的官員和以前有什麼區別？
胡偉:從毛澤東、陳毅到項南、任仲夷都屬老一代共產黨人，在制度化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人的個性、氣質、魅力可以得到相對充分的體現，豪爽，敢作敢爲,這是他們的特點。他們是比較有理想的一代人,哪怕是犯錯誤也是真誠的;現在的人現實主義多了一些，理想主義成分少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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