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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啓正簡歷
1940年1月生，北京市人。1963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曾在覈工業部第二研究設計院、航天部上海廣播器材廠工作二十年，任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副廠長等。曾多次榮獲上海市和航天部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稱號，並獲3項發明專利。歷任上海市工業工作委員會黨委副書記、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上海市副市長兼上海浦東新區黨
工委書記及管委會主任。1998年調任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是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趙啓正被外國媒體稱爲“浦東趙”、“中國政府的公關總領”、“中國屈指論客”、“中國的形象大師”。-
採訪趙啓正是在驚訝中開始的。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幾分鐘，會客廳的門忽然響了一下，我以爲是工作人員進來倒水，一擡頭卻發現趙啓正已經站在面前了。
他對我們抱了抱拳說：本人趙啓正，你們下午好，咱們開始吧。
我們的話題從書開始。我手裏有一本在上海書城新買的今年5月第二次印刷的《向世界說明中國》，是趙多年來演講和談話筆錄的一部分。很難想像一名政府部長的講話錄會成爲暢銷書，但趙啓正創造了這樣一個“另類奇蹟”。
“這本書剛上市就三次重印，”他不無得意地說，“出版社只給了200本，同事和同行們都送不過來，別的部長們幾乎還都沒有送。”
趙啓正說他在上海有80箱書，是那種裝電腦的標準箱，“我的一大苦惱就是書沒地方放。我一天不看書，就好像一天沒吃飯。”
我問他最近在讀什麼書，他說同時在讀三本書:一是再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二是中國作者單純寫的有關宗教哲學的書，“這本書寫得非常有水平，可惜識貨人不多”;還有一本是最新翻印的1900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書叫《新渡戶稻早》，是研究日本文化緣起的。“瞭解他們，好和他們對話啊。”他說。
談到是否可以問一些“私人問題”，他爽快地回答說:完全可以。然後他把自己的家庭和成長情況一一做了介紹。談及業餘生活時，他笑笑，停頓片刻，然後說：這麼多年沒有自己的生活，沒有休過假，想想自己也挺——不叫可憐，也挺什麼的……公務員哪有自己的生活啊。我的生活安排很簡單。我這不是苦行僧，是多年工廠生活的訓練。
趙啓正對所謂的機關作風很不以爲然。他說機關幹部中午要睡午覺，大白天的像夜裏一樣，到處都看不到人，“我來的時候，凡是局長，屋裏必有一牀。這哪像辦公室啊？我讓把牀都搬出去了。”
他用紙都是用兩面，很恨浪費。“我收到的報告翻過來，就第二次使用了。
《瞭望東方週刊》:你的新書《向世界說明中國》出版了。你是外宣辦的主任，爲什麼不用“向世界宣傳中國”這樣的題目？
趙啓正:宣傳在中國是一個非常好的詞彙。我黨的宣傳工作也有優秀的傳統。但對外交往中，人們往往會把宣傳翻譯成一個不太準確的詞，叫PROPAGANDA。這個詞，跟中文的宣傳不能對應。所有的美國的英國的字典，它都有一個貶義的意思，有強詞奪理、勉爲其難甚至置事實不顧去說自己的主張的意思。所以在和外國人交往的時候，就不用宣傳這個詞，在和我們自己同志交往的時候，還是用宣傳這個詞，因爲我找不到合適的能夠代替宣傳的詞。
宣傳這個詞的使用被外國很多國家用濫了，已經賦予了反意了。但是你用說明這個詞，就是給人家信息，是介紹、解釋、交流、溝通。具體怎麼說明中國呢？就是中國故事，國際表達。中國故事是什麼？梁山伯與祝英臺是中國故事，小提琴協奏曲就是國際表達。用民樂也能傳播，但不如用西樂傳播得快。要說明就要解釋，要注意外國人的生長環境，他們的教育背景、知識領域，外國人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所以簡單地翻譯成外文是不行的，應該改寫。
《瞭望東方週刊》:你曾說過“人有人緣，國有國緣”。那麼這個國緣靠什麼來塑造和維護呢？
趙啓正:國緣就是世界領域內，多數人對你的印象和信任感。首先這個國家本身應該是一個好的國家，人民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就容易受到世界的尊重。但事實並不那麼簡單。有被人不瞭解的時候，有被人誤解的時候，有被某些懷有非善意的人攻擊的時候。所以你不能抱有自然的你愛怎麼認識我就怎麼認識我吧的態度。
作爲個人你可以與世無爭。比如說你聶曉陽借錢不還，學歷是假的，不是這麼回事，但你也許與世無爭，就認了。但國家不行。我們不能被人說借錢不還。我們借的錢都是還的。有借有還，再借不難。但有人否認這一點，那就不行，我就得說明。所以國緣實際上是你的軟力量。國緣好，軟力量就強，你就可以降低國際活動的成本。比如說，我去貸款，如果國緣好，立即貸給我，否則要麼不給我，要麼利息高。如果不信任你，關於付款方式的談判就會沒完沒了。
我們如果在聯合國沒有這麼好的國緣，美國每年在日內瓦人權問題上都提出攻擊中國的提案，我們就不會每次都絕對有把握勝利。這是真實的國緣，因爲這些發展中國家和理解我們的國家知道中國政府也是高舉人權旗幟的。所以國緣好是一種力量，它是一種和軍事力量、經濟力量不同的一種力量。似乎是看不見，但它是客觀存在的。似乎是虛擬的，但是又能轉變爲實實在在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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