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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的北京陽光明媚，卻並沒有爲中美兩國商務人士帶來一絲放鬆，在11日召開的中美商業貿易聯合委員會之前，中美商務部門及民間商貿促進團體代表舉行的閉門磋商會議就有好幾個：中美紡織品第二輪磋商，在聯委會框架下的數箇中美貿易項目談判……
而迄今爲止，能夠確定談判達成共識並簽約的項目只有一個，即於7月11日中國貿促會會長萬季飛和美國商務部常務副部長蒂姆·豪瑟將正式簽署的“中國貿促會-美國商務部國際夥伴網絡”項目諒解備忘錄，從而在14箇中國商業中心城市啓動國際夥伴網絡合作項目。然而，紡織品、農產品、航空……這些更多懸而未決的議題爲中美貿易前景蒙上了一層神祕的面紗。
這次聯委會不尋常
中美商業貿易聯合委員會於1983年建立，是中美兩國之間最高層次的雙邊經貿磋商機制，輪流在兩國首都舉行會議，一直是中美經貿磋商的“管道”，但由於最初達成的協議多涉及工業合作，此後又常常與政治掛鉤而“走走停停”，影響力有限。2004年，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訪美，聯委會升格爲副總理級別，其決策權進一步擴大，並變成中美商貿新的話語表達區。
而中美經貿關係在中國入世以來的巨大變化則成爲聯委會召開的重要背景之一。據中方統計，2004年，雙邊貿易額1696.2億美元，是2001年的2.1倍，美國成爲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二大技術來源國和第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中國則成爲美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五大出口市場。在雙邊經貿迅速發展的同時，美對華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中方統計2004年達802.7億美元(美方統計爲1620億美元左右)，比2001年淨增522億美元(美方統計淨增789億美元)。
中國貿促會國際聯絡部副部長趙振格表示，2005年以來，美對華貿易逆差繼續擴大，中美貿易摩擦加劇，新的矛盾和問題突出，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國內部分議員不斷就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問題提出涉華經貿議案(上半年就高達18件)，經貿問題政治化趨勢明顯。而美國對中出口額在2005年1至5月期間不正常的下降則顯示出美國對中出口的主要部分——服務業對於知識產權、匯率等對服務業出口影響較大的政策的觀望狀態。此時引入中美兩國之間最高層次的雙邊經貿磋商機制——中美商貿聯委會，無疑使中美雙方在談判中亮出了最後的底牌。
底牌之一：貿易逆差
國際商報國際商務交流中心主任，前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何偉文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一個時期以來，美國在探討中美貿易問題時常常離不開“貿易不平衡”和“貿易逆差”這兩個關鍵詞。
據美方統計，2004年美方逆差達到1619.78億美元(按中方統計是802.7億美元)。因此，美國總有一些議員、協會或工會以此做依據，從三方面指責和發起行動：一是啓動兩反兩保指控和調查，特別是對紡織品和服裝；二是指責美國製造業因此在3年內減少了260多萬個就業機會；三是指責人民幣匯率低估。
“這些指責因爲反覆講，似乎在美國形成了一種輿論，好像確實如此，但嚴格進行科學論證，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何偉文說，1997年到2004年的7年間，即便按美方統計，中國在美國全球貿易逆差中的比重竟然是下降的，從27.2%下降到24.9%。這一時期，美國對華逆差增長了225.5%,而對中國以外其他國家和地區貿易逆差增長了268.6%。其中對加拿大增長了272.8%；對英國、愛爾蘭、巴西、韓國和南非都從順差變成5億到198億美元不等的逆差。因此，美國貿易逆差主要來源不是中國。
2004年，美國對加拿大、墨西哥、歐盟、中南美和歐佩克貿易逆差均創紀錄，原因很簡單，製造業在美國逐漸讓位於現代服務業，低端製造業逐漸讓位於高端製造業，從而引起前者的外移和進口增加。
在就業上來說，2000年到2003年3年間，美國製造業確實減少了266萬個崗位，但那不是中國造成的。而是它的經濟週期和3年累計生產率增長15.15%的結果。按美方統計，2000年，美國對華逆差增加了151億美元，非農業就業卻增加了200.5萬,生產工人失業人數則減少了6.1萬；2001年，美國對華逆差減少了7.6億美元,總就業卻減少178萬,生產工人失業增加了30萬。2004年，對華逆差增加了380億美元，製造業就業人數卻增加了9000人(按年初數)。
據趙振格介紹，“中國貿促會-美國商務部國際夥伴網絡”項目諒解備忘錄的簽署也是爲了從民間商貿團體合作的角度，擴大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中國貿促會將在大連、青島、重慶、深圳、杭州、天津、哈爾濱、武漢、昆明、廈門、南京、西安、寧波、珠海這14個沒有設立美國領事館的城市設立專門辦公區域，指定專人，向美國企業提供貿易促進服務，幫助美國企業在中國尋找合作伙伴，切實擴大出口，同時促進我地方與美國的經貿合作。
底牌之二：人民幣匯率
美國智囊機構“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今年3月25日提出建議報告，要求國會和政府迫使人民幣升值25%，手段是考慮對來自中國的產品進口徵收27.5%的關稅。4月7日，參議院通過了紐約州參議員舒默等提出的議案,啓動一項立法程序，聲稱如果中國如果在6個月內不調整人民幣匯率，將對中國產品徵收27.5%的懲罰性關稅。
據消息人士稱，人民幣匯率將不會在此次中美商貿聯委會上進行討論，但並不代表這個問題將被跨過，無論報告還是議案，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認爲人民幣低估，構成中國非法出口補貼，造成美國對華巨大貿易逆差，它仍然將作爲一個重點爭論的問題出現在今後的幾乎每一張中美談判桌上。
“還有一點也是共同的，即都說不出人民幣到底低估了百分之幾十幾點幾幾。”何偉文說，其實，美國某些人士關於人民幣匯率的指責不是什麼新鮮事。新鮮的是，他們並不知道人民幣究竟“低估了”百分之幾。一方面主張對中國產品加徵27.5%的關稅，這說明他們認爲人民幣匯率低估了27.5%。根據呢?同時又說，“恐怕低估了40%”。這顯然是自相矛盾。原因是“智囊團”們和議員們確實拿不出人民幣是否低估，甚或低估了多少的科學依據。
他表示，無論觀察人民幣匯率並軌以來中美相互進出口的增減變化，還是美國全球進出口的變化，即便援引美國官方統計,也無法證明美國貿易逆差與人民幣匯率，以及同美元本身匯率水平有什麼實質性關係。
1994至1998年是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時期。1996年至1998年是美元全球中性時期，三年合計人民幣升值0.86%,達到8.2791元。同期中國對美國出口年均增長16.0%。與前一時期差不多。這四年美國對華逆差差不多翻了一番，從295.05億美元增加到569.27億美元。
1996至2004年是人民幣釘住美元時期。這9年情況卻差別很大。1999年和2000年，我國對美出口持續快速增長，分別達到14.9%和22.3%。美國對中國出口則呈痙攣性起伏。1999年下降7.9%,2000年大增23.4%。這兩年匯率並沒有變化。2001年中國對美出口增長急劇放慢到2.2%，從美國進口則大幅增長18.5%,結果美國對華逆差比上年減少了7.37億美元。2002年至2004年我國出口又持續增長22.4%、21.8%和29.0%。而匯率始終沒有變化。同期美國對華出口也出現持續大幅增長，分別是15.4%、28.2%和22.4%，匯率仍然沒有變化。
人民幣釘住美元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累計增長了145.1%,是美國對全球累計增長速度19.0%的6倍。根據匯率對貿易影響的一般規律,弱勢貨幣利於出口,強勢貨幣不利出口。如果人民幣匯率是低估的，美元對人民幣就處於強勢，在美國出口上的比較應該相反。
底牌之三：知識產權保護
中美之間關於知識產權問題的糾紛由來已久，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一直存在着摩擦。1990年4月，美國以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利爲由，根據美國貿易法“特別301條款”的規定，宣佈將中國列入“重點觀察國家名單”。應當說，中國方面對知識產權問題的態度是積極的。
1992年1月，中美雙方代表吳儀和卡拉·希爾斯共同簽署了“中美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諒解備忘錄”。中國願意在約定期限內完成對這一問題的保護工作，而美方則承諾取消對中國的特別調查。但是事隔兩年後的1994年6月，美國又再次揮舞起“特別301”大棒，不考慮中國政府在簽署諒解備忘錄以後作出的努力，要求對中國進行六個月的調查。在接下來的半年裏，中國與美國之間就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一共進行了七輪磋商。
事隔10年之後，今年2月9日，包括6個行業、1500家企業在內的美國商會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提出申請，要求美國政府在WTO框架內，與中國進行交涉，解決盜版問題，要求貿易辦公室將中國列爲知識產權優先監管對象，這最終有可能導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制裁。他們援引國際調查公司的數據，聲稱中國的盜版每年給美國造成240億美元的損失，而美國全年的損失不過500億美元。
業內專家表示，如果說10年前中美知識產權談判重點鎖定立法問題，那麼當10年後的今天知識產權重回風暴中心的時候，處於風暴眼的是我國的執法力度是否足夠大，尤其是對盜版音像製品的打擊力度，是雙方角力的重點。
商務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就知識產權問題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美國運用貿易法中的“特別301條款”，要求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和相關的市場準入標準，即把自己認可的貿易模式和標準，包括知識產權及其市場準入標準強加在他國人民的頭上，就是要在國際貿易中維護和保持自己的優勢地位。在今天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條件下，強國對於弱國的“掠奪”，將更多地通過出售知識產權和體現了知識產權的產品來進行。
底牌之四：市場經濟地位、對華出口管制和中國履行WTO承諾開放市場的進度
早在此次中美商貿聯委會召開之前，業內早有聲音認爲聯委會恐難根本消除導致兩國經貿失衡的原因。除了中美經貿問題政治化趨勢加大和貿易平衡短期內恐難實現這兩條原因之外，兩國貿易間歧視性政策將使兩國經貿關係難以順利發展。
理論上，入世意味着中國將無條件享受“最惠國待遇”，但實際上中國依然面臨包括美國在內的WTO成員對我採取的過渡期“特殊待遇”。一是“非市場經濟國家”待遇。二是過渡性特定產品保障機制。三是過渡性審議機制。近年來大幅增加的美國對華反傾銷案件中，對於中國企業應訴影響最大的就是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此外，美國在高新技術方面對華出口管制和中國履行WTO承諾對於國內市場的開放狀況將是主要討論的內容。”趙振格說。
談判關鍵詞：紡織品、農產品、分銷
中美紡織品磋商與聯委會交織着一直在進行，在中美入世協議中，美國被要求在2005年1月之前，取消紡織品和服裝的配額，但中國允許美國在中國對美國紡織品激增時採取臨時性保障措施，包括允許美方在紡織品服裝進口激增而導致美紡織品服裝行業受到損害的情況下，將實行配額的有效期延長至2008年12月31日。
梅新育博士認爲，在紡織品問題上，美方最大的工具就是242條款和中國入世議定書第十六條，但美方的做法在程序上違反242條款的規定，屬於程序違規。他表示，中美談判難點在於歐盟和美國對中國的定位不一樣，前者把中國作爲戰略合作伙伴，而後者把中國看作最大潛在對手。在紡織品問題上我們難以指望美國能夠如同歐盟那樣接受我方的條件，能夠就此止步。
而在農產品貿易上，梅新育說，我國在農產品領域已經讓步很多了，在這個雙邊談判的場合談不上爭取什麼農業利益，能保住我們自己的市場也就是了。美國是農產品出口大國，我國農產品在他們那裏市場不大，除了一點養殖業產品市場之外，種植業產品在美國幾乎沒有市場。
關於分銷，他表示，我國對於傳統業態開放還是比較積極的，美方對此應該沒有更多要求，雙方的爭論將圍繞直銷法規延期出臺一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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