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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的日子
2000年，阿冰到深圳打工都有一年多了，初二沒讀完就輟學的阿星吵着要去上海，說有個老鄉在那邊有親戚。老閉開始不同意，後來拗不過，寧願讓他來自己身邊也不想他去上海，“我們總能把孩子照顧得好一點吧，起碼不要讓孩子受委屈。”
坐了十幾個小時長途汽車，阿星是跳着下來的，深圳，公明，聽父母說了無數次的這兩個地名，那一天才真正看到。而在此之前，阿星甚至連天等縣城都沒有去過。
阿冰記得，弟弟當時只說了一句話：“這裏好神奇！”
一個月之後，阿星吵着要去打工，說不能天天在這裏白吃父母的。當時阿星只有17歲，而一般的工廠招工都要年滿18歲才行，阿星就借了老鄉的一個身份證應聘到了公明一家橡根總廠(後轉到橡根分廠)上班。這以後，阿星的公開的名字就成了——閉偉勳。
在橡根分廠人事部，記者查到了阿星當時的工作記錄：閉偉勳，1982年生，2001年11月3日進廠，2002年8月16日離廠，獎懲記錄一欄是空白，離廠原因一欄中寫的是“自離”。人事部易姓主管介紹，閉偉勳當年既不是辭職，也不是被開除，而是突然就不來上班了。
阿星工作時帶班的鄭班長還記得這個人，“個子高高的，很喜歡笑”。鄭班長記得阿星當時沒有違反過紀律，很聽話，“當時他跟我這個班也就一個月的時間，接觸不算多，我讓他去做事什麼的他都會很服從。”
據阿星的姑父楊先生講，阿星就是在那段時間認識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老鄉。楊當時發現阿星在工作的時候有些心不在焉，而且有幾次請假離廠，“後來，阿星就不在廠裏了。”
楊瞭解到阿星當時是和一些老鄉混在一起，“那些人沒有工作的，都不上班，沒錢就搶。”楊把這些情況告訴了老閉。
離廠後數月，阿星一直沒有回家。老閉說，他肯定是怕我罵他。
實際上，阿星長到20歲，老閉夫妻從沒有打過孩子，罵都沒罵過，甚至後來阿星考試不及格的時候都沒罵過。老閉總覺得這麼多年在外面打工虧欠着孩子，“當時到廣東打工就是爲了賺錢讓幾個孩子讀書，他們那時每個人的學費都要一百多塊。”但剛到廣東來的時候，老閉每個月只能賺三百多塊錢，僅夠自己生活，更別提往家裏寄錢了。
而在橡根分廠閉偉勳的用工記錄上，最後的截止時間是2002年8月。至記者傅劍鋒今年2月在溫江村與阿星談話時，阿星告訴傅，他已經在家裏呆了幾個月了。
一個事實是，從2002年8月以後，至少有兩年多的時間，阿星在我們的調查中消失了。這兩年阿星在哪裏？做了什麼？他是否真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清白？……阿星的家人對他這一段經歷都很隱晦。
記者從警方瞭解到的情況是，2003年以後，寶安區特別是公明鎮的劫案上升。阿星自己曾對本報記者承認，他曾經在一段時間內和這批被稱爲“砍手黨”的同鄉混跡在一起，幫他們做飯。貧窮難道就可以犯法？
阿星一直都是老閉的驕傲。老閉在廠裏工作了13年，現在每個月可以賺到一千二三百元，老婆也能賺個七八百元，除掉210元的房租，每個月的開銷在500塊左右。
在阿星沒出事的時候，老閉最大的夢想就是阿星和弟弟都結了婚，自己抱上了孫子，然後就回老家“享清福”了，畢竟自己的父母年紀也大了。
兩年前，老閉在家裏蓋了一棟兩層樓，就準備給阿星和他弟弟以後結婚用。“這是村裏數一數二的二層樓啊，村裏人都很羨慕的。”阿星的媽媽只是在說到這裏時，眼睛裏才流露出一絲笑意。
然而這一點希望現在都已幻滅。“現在頭很亂，每天都不知道在想什麼，上班時候同事打招呼幾次我都聽不到。”老閉有點心灰意冷。
阿星這次去汕頭，實際上是老閉的一番苦心。“他在這邊我不放心，想讓他離開這個環境遠一點。”
出事前幾天，阿冰還給阿星打過電話。阿冰告訴記者，阿星對在汕頭的這份工作還是充滿希望的，電話裏阿星告訴姐姐一切都好，過了春節可能會成爲小師傅，賺得會更多，現在就是上班蠻累的，就是想多睡一會。
記者在公明採訪了十幾個天等縣的打工仔，他們其實和阿星都有着大同小異的經歷。
小陳小學5年級輟學，至今還欠着老師當年墊付的學費。1995年到公明打工至今，已成家生子。小陳的老婆和3個妹妹也全部都在珠三角打工。
小陳每天的時間表是這樣的，6時起牀，早飯後7時10分到廠邊列隊，7時半進廠工作，中午沒有午休，午飯在食堂吃，當天的午餐內容是兩塊燒鴨、一碗飯、一份豆腐渣，價值2元5角，下午工作到19時30分，回到家煮飯沖涼，21時30分睡覺。除每個月一天的休息時間外，小陳的生活日復一日地持續了10年。
公明的外來工比例巨大，像老閉居住的茨田埔村，大部分的民房都被外來工租住。茨田埔社區居委會麥姓負責人告訴記者，社區本地居民只有1000人，而外來工則是本地人口的20倍——2萬人，其中有1萬人來自廣西。
公明一家大廠的負責人則表示：“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不招天等人進廠做工了。”
今年1月，寶安公安分局一位領導親率幹警奔赴廣西天等縣，希望瞭解砍手黨的犯罪成因。
公明派出所刑偵隊長馮隊長當時去了天等，他告訴記者，上映鄉沒有一家餐館，沒有一處旅店，好多地方甚至都用不上電。窮，是天等留給警員們的第一印象。
上映鄉派出所一共只有5個人，“那邊的實際情況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民風淳樸。”馮隊長說，據當地警方提供的情況，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誰回去帶的錢多，誰纔有面子，說明誰混得好。“他們作案的時候都清楚自己走的是一條不歸路。”
公明的一位公務員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社會大環境應該是對天等人影響最大的，比如說給他們受教育的機會、勞動技能方面的培訓，這都需要政府的扶持與協調。
另一位警員的觀點是：貧富差距不能太大。他說，誰都不願意走這條路，但現在很多地方連基本的9年義務教育都還實現不了，被他們抓獲的好多犯罪嫌疑人連自己和父母的名字都不會寫，他們何以謀生？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爲責任該推給社會，阿星的同村老鄉趙阿榮就說：“貧窮難道就可以犯法？我們溫江村在外面的很多人，大多數還不都是在老老實實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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