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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剛參加工作不久的民間收藏家任明忠，在一次“淘寶”中意外發現了昔日國民黨政府“絕密文件”。每月工資只有76元的他東拼西湊了2萬元現金，從廢品收購站買回來這一麻袋已泛黃發黴的“絕密文件”。之後，他省吃儉用花了五年時間才把錢還清。
20年後的今天，任明忠告訴媒體：抗日戰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現在很多人都不瞭解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希望通過媒體，讓這些最原始、最真實的材料告訴大家……
20年前“淘寶”廢品收購站
萬元換回一麻袋“舊材料”
“天津：4654、540、1954、4854、……，武清：1954、484、1441、5200……”
這不是電話號碼，更不是簡單的時間數字，這是一份由民間收藏家任明忠先生收藏的《河北省抗戰損失查報表》，其中詳細記錄了自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天津、武清抗戰的人員傷亡、海關、財政及稅收、交通等各行業損失情況。
“七七抗戰開始後，日寇狼奔豕突任意燒殺擄掠……各地公私財產損失及人口傷亡至爲慘重……本會預算六月底完成，全國公私財產損失及人口一項，因少數省市以情形特殊不允調查，或調查較遲不及報送，致未能如期編制，不無遺憾耳。”這是一份印有“機密”字樣的《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成立沿革及辦理業務情形》(民國三十五年)所記錄的文字。
民間收藏家任明忠先生告訴記者，像這樣的絕密文件他手中有一麻袋，足有30公斤重。這些昔日絕密文件用一系列詳盡數字記錄了當年侵華日軍的罪行。在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之際，他願意將這些文件公之於衆，以揭露日軍侵華罪行。
今年46歲的任明忠是一名高級工程師，二十幾年前從老家重慶來到北京上大學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收藏迷，課餘時間他總騎着一輛破舊自行車到處轉悠，舊報紙、舊書刊等都成爲他的收藏對象。
大學畢業後，有了一定的工資收入，任明忠對於收藏舊物更是樂此不疲。“舊版的《高等數學》、《英漢詞典》等舊書才四毛錢一公斤，這些東西對於廢品收購站只是一堆廢紙，對於我卻是好東西！”
剛參加工作，任明忠每月工資53元，由於家庭困難，每月除了要給在老家的父母寄錢外，他還要給正上大學的弟弟寄一部分生活費，剛剛參加工作的他手頭並不寬裕。但他還是“只要身上有一分錢，就會傾其所有去買舊物”。對收藏舊物的癡迷與執着，讓他淘來了不少寶貝，任明忠說，現在他手上仍珍藏着清朝最後一位駐藏大臣的書信、奏摺等全套的珍貴資料。
1985年11月的一天，任明忠同往常一樣下班後便騎着一輛自行車來到北京熊貓環島東北角附近的一個廢品收購站轉悠。此時工人正在把一麻袋一麻袋的舊書、舊報紙、舊文件材料等往車上搬，正準備運到造紙廠“回爐”。因爲任明忠經常在這一帶“淘寶”，他與工作人員比較熟悉，應任明忠的要求，工作人員讓他打開了“比較有價值”的一麻袋舊材料。任明忠翻閱後發現，這些文件都是解放前國民黨政府對抗戰期間人員傷亡、公私財產損失等情況的統計材料。
任明忠如獲至寶，立即要求收購這批文件材料。老闆看到任明忠求購心切，開口就要價600元。當時在附近“淘寶”的人也圍了上來，有兩個在北京做收藏品生意的外地人和任明忠競爭，價格一路飆升。僵持了近十天時間，價格最後被擡到2萬元，任明忠才如願以償把約30公斤重的整整一麻袋舊文件資料搬到自己家中。
當時任明忠的工資是每月76元，20000元是他工資的近300倍。爲了能買到這些文件，他東拼西湊了2000元，同時還伸手向朋友借了18000元。“這筆錢我自己整整還了五年，十年後纔敢告訴家人。”
任明忠告訴記者，花2萬元購了這批文件材料後，他把每月的工資分成三份，一部分錢寄給父母做生活費，一部分錢用來還朋友，自己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當時很激動，總覺得這些東西有價值，於是就咬牙把它買了下來。但那時生活確實相當艱難，1988年結婚的時候，身上只有100塊錢。”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在抗戰的中後期，對日軍侵華戰爭造成的損失進行了基礎統計。這些統計數字直接告訴我們，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公佈這些文件，就是想讓人們知道日軍當年在中國犯下的罪行。”任明忠認爲這些資料爲證實日軍在華的暴行提供了新的證據。把它公之於衆，目的在於告訴人們，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無論是在前線還是後方，日軍都犯下了滔天罪行，對讓青年一代瞭解那段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60多年前絕密文件重現歷史
抗戰時期人財損失詳錄在冊
任明忠說他所收藏的“抗戰期間各省(市)上報給國民中央政府的一系列關於日本侵華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查報資料”，從各省(市)上報的資料來看內容極爲詳實。當中還有“軍政部”、“軍令部”、“國防部”、“內政部”等制定的一系列“機密、極機密、最機密”文件。這些文件後來經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任李學通先生鑑定，確認這些“機密文件”就是當年的原始文件。
任明忠收藏的“絕密文件”整整一麻袋，大約30公斤重，紙張已經發黃。所採用的紙張大多是當年通行的書寫紙、道林紙，還有少部分是宣紙。字體絕大部分爲毛筆手寫體，有少部分統計報表是採用蠟板刻印。現在所有“材料”全部收藏在他自己的書房裏。
“由於時間較長，部分文件邊角已經損壞，2004年11月，我把一些損壞比較嚴重的文件還專門拿到北京的榮寶齋去裝裱成冊。現在這些文件都已通過原樣掃描保存在電腦裏。媒體採訪只要看掃描樣本就行。”
7月7日，記者在北京任明忠的辦公室裏見到了部分通過電腦掃描的文件原樣。其中大部分文件都印有“機密”、“極機密”、“最機密”等字樣。在一份印製於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屬當時國民政府國防部“最機密”文件的《八年抗戰軍費預算案總結》中，詳細記錄了當時國民政府的軍費支出情況。該文件寫道：1936年國民政府的軍費預算僅爲3.89億元國幣，1937年國民政府的軍費預算爲13億元國幣，由於抗倭的必需，軍費逐年陡增，到1945年國民政府的軍費預算不得不增加爲7653億元國幣。
“這是1946年9月30日，當時任國民黨行政院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委員陶孟和參加一次機密會議中的文件，內容是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成立及辦理業務的相關情況。”任明忠打開一份封面印着繁體“極機密17”字樣的文件說。
這份文件共20多頁，印製於1946年。文件記錄：1895年日本侵佔我臺灣省，1931年在我國東北發動了“九一八”事件，1937年又在我北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同時在上海等六個主要口岸登陸全面發動侵華戰爭。日寇在我被淪爲殖民地的臺灣和淪陷的東北、熱河等地進行大肆掠奪，在侵華的戰區實施瘋狂燒殺擄掠，對我大後方任意狂轟濫炸，造成我國公私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至爲慘重。同時該文件還記述了“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機構的四次調整情況。
爲了能及時瞭解戰區的損失情況，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成立了由17人組成的“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由當時的經濟部部長翁文灝任主任委員，成員包括蔣夢麟(行政院祕書長)、白崇禧(國防部部長)、朱家驊(教育部部長)、雷震(參政會副祕書長)、陶孟和(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所長)等政要官員。
該文件末尾還附有“本會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十一日編制全國公私財產損失統計表暨全國人力損失統計表”等字樣。文件統計，全國公私財產損失總計318億美金元，全國軍民死傷失蹤近1183萬人，其中軍隊341萬，人民842萬。由於當時的東北三省、熱河省和臺灣省等已被日軍完全佔領，沒有公私財產和人力損失的統計。所以該“極機密17”文件裏表示，“因少數省市以情況特殊不允調查，或調查較遲不及報送，致未能如期編制，不無遺憾耳。”
清單詳實記錄天津“人員財產損失最重”
在任明忠給記者展示的“抗戰期間各省(市)上報給國民中央政府的一系列關於日本侵華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查報資料”中，有一份於民國三十一年一月，由河北省政府上報給“國民中央政府主計處”的《河北省抗戰損失查報表》引起記者的注意。
這份由250X350m m道林紙毛筆正楷手書的報表共七頁，蓋有硃紅“河北省政府印”，抗戰損失統計時間爲“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起至三十年十二月止”，報表分爲人員傷亡、海關、財政及稅收、農業、林業、漁業、特產、礦產、鹽產、工業、商業、公用事業、金融、交通共14類損失。
清單顯示，從1937年7月2日至1941年12月31日，天津人員傷亡4654人、工業損失15487萬元國幣、鹽產損失17541萬元國幣，天津成爲“全省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最重之單位”。
同時該清單還詳細統計了天津其他行業的損失情況：財政及稅收損失1945萬元國幣、海關損失540萬元國幣、農業損失158萬元國幣、漁業損失413萬元國幣、特產損失42萬元國幣、礦產損失17541萬元國幣、商業損失10000萬元國幣、公用事業損失7858萬元國幣、金融損失5000萬元國幣、交通損失4854萬元國幣。
《河北省抗戰損失查報表》記述，河北省當時有131個縣(市)，共有124個縣(市)先後被日軍蹂躪。今屬天津市的武清在當時亦屬河北省，也上報了當時的損失情況：人員傷亡1954萬人、海關損失484萬元國幣、財政及稅收損失1441萬元國幣……
因爲當時部分地區已經淪陷，使調查無法進行。所以文件陳述：“因情況特殊不允調查”，河北省直到1942年1月才第一次向國民中央政府編報了14類公私財產和人力損失。並代替北平市編報了人力損失一項。今屬北京市的密雲、平谷、懷柔縣當時均屬河北省，也是全省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較重單位；新鎮縣(民國時期的縣分爲六個級別，該縣爲三級)人員傷亡294人，農業損失314萬元國幣，林業損失2000萬元國幣，其他損失都不到百萬元國幣，爲全省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最小之單位。
任明忠說，對天津抗戰期間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只記錄了從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天津淪陷後就無法再進行統計。“數字不一定都很精確，但反映了日軍在津的暴行，對研究那段時期的天津歷史是很有益處的。”
諸多城市慘遭空襲日寇暴行歷歷在目
成都遭襲後統計細至
每條街每間房每個人
任明忠說他所收藏的文件大部分都產生於1939年至1946年之間，這些文件都是國民黨政府對抗戰期間各省市損失的統計數據。它詳盡記錄各省遭日軍踐踏後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情況。
據機密文件中記載，這些統計數字詳細記錄了當時日寇佔領了哪些城市，死傷多少，炸燬了幾間房子，造成了哪些損失。在任明忠給記者展示的材料中，其中有一份由四川省政府統計處統計編報給國民中央政府主計處，寫於民國三十年八月(即1941年)，編號爲“密第21號”的《成都市七二七空襲損害統計》報表，這份由250X350m m道林紙油印的報表共五頁，用表格形式詳細地記錄了日軍空襲成都市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這份統計表內容包括受災地點、炸彈種類、死傷人數、建築毀壞四大項，其中炸彈種類又分爲爆炸彈、燃燒彈、空炸彈三類，甚至連炸彈落地後是否爆炸，是否造成人員傷亡或房屋倒塌都有詳細記錄。
記者在《成都市七二七空襲損害統計》表格中看到：壘河街，遭爆炸彈1顆，已爆，造成死3人、傷3人，毀壞房屋4間。空投到少城公園的炸彈19顆，亡73人，傷133人，人員傷亡最大；空投到東鵝市巷的炸彈5顆、炸燬房屋266間，財產損失最大；空投到長嘰石街的炸彈3顆未爆，砸死2人，砸傷3人；空投到饒壽伯宅的炸彈2顆，亡8人，傷2人，爲單戶人家傷亡最重；空投到中央分校內的炸彈1顆未爆，無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仔細閱讀此表，無論大街小巷、民宅學校都遭到日軍的狂轟濫炸，日軍空襲後成都的悲慘景象歷歷在目。任明忠說，這些資料的珍貴之處在於它都是原始文件，它直接用詳盡數據告訴後人，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歷數諸多城市縣鎮
慘遭日寇空襲數遍
任明忠介紹說，他手中保存的絕密文件顯示，當時日本的侵華戰爭，在我國廣袤的土地上，當時除了較偏遠的新疆、青海、西藏、西康、內蒙古五地少受或未受日空襲外，重慶、西京(今西安)、昆明、貴陽、蘭州、香港、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蘇、福建、安徽、綏遠、察哈爾、寧夏、陝西等地的諸多城市及一些縣鎮都被日寇先後空襲過一遍至數遍。
僅“內政部”1939年12月統計，我十個戰區就有590個縣先後淪陷，有的縣因敵我雙方爭奪淪陷多達六次以上，日寇僅這兩年多在戰場之外就深入我後方空襲4562批次。
據當時寧夏政府編報的文件顯示，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這期間，僅在銀川就有女子初級中學、覺民學校、四區西馬營街等地受日空襲22次，亡584人，傷691人。
《成都市七二七空襲損害統計》文件顯示，1941年7月27日，日寇的飛機在成都市空投炸彈441顆(其中60顆未爆)，受空襲的大小街道(巷、裏)131條，炸燬房屋1501間，炸壞房屋1764間，亡684人，傷894人。
專家觀點
確實是原始文件真實性毋庸置疑
任明忠告訴記者，1985年他花2萬元巨資買來這一麻袋“抗戰絕密文件”，隨後花了十幾年時間來整理和研究這些資料，目前正在寫一本書，書名暫定爲《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對日侵華的損失調查和索賠的驚世內幕》。本來準備在今年的8月份出版，但由於工作太忙，沒來得及完成，可能要等到明年出版。“這些材料因爲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在價格上無法估量。很多人都來找我想高價購買，但我都沒賣。”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任李學通先生曾到過任明忠家，經他鑑定，確認任明忠收藏的材料就是當年的原始文件。
7月12日，李學通先生表示，前幾年他在做一個關於“抗戰損失”課題時，還曾到任明忠家裏查閱過相關資料。“毫無疑問，這些材料就是當年國民黨政府的原始文件，它的真實性毋庸置疑！”
李學通說，1949年國民黨政府把許多文件都帶到臺灣，也有少部分文件資料留在大陸，現在這些資料還保存在中央和一些省的檔案館裏。但這些檔案館所保存的相關資料都不夠系統和完整，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李學通說，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他還看到過一部分抗戰時期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統計資料。
“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期所做的調查和統計，因爲是處於戰爭期間，很難全面瞭解到全國的損失程度，在統計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中難免有遺漏，因此材料當中所總結的全國人力損失統計和全國公私財產損失都遠遠低於真實數字。但這並不妨礙它作爲當年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暴行的鐵證。”
李學通說，史學家研究歷史靠的是有說服力的資料。當前國內關於抗戰損失的研究相對薄弱，由於現存檔案不夠完整系統，學者們在做相關研究時存在不少困難。而任明忠所收藏的原始材料除了包括各地統計上報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報表資料外，還有當時國民黨政府一些行政機關制定的一系列機密文件。這些材料非常細緻，甚至包括具體的時間、地點和人名，還涉及衆多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政要人物，對於研究日本侵華和當時中國的歷史狀況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這些材料也具有珍貴的收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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